精选
大学校长楷模—我敬佩的高元贵院长
（简约版）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
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日常管理服务的领导核心。我国的大学校长既要拥有高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与知识，还要深刻领会党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方针政策，并结合自己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学科特点，运用自己和学校师生员工集体智慧办出大学特色而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这样的大学校长的出色表现会让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快乐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校长也会因其任职期间的卓越贡献而名垂校史。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大学浓墨重彩地宣传对学校历史发展进程发挥重要作用的校长。这些校长既有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校长，例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等。这些知名大学校长在他们领导大学时期留下了诸多对学校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智慧箴言与治学理念而被后人广为传颂。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马寅初校长提出的“北大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真理，求真务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有他极为普通而又温馨的经典话语：“大学校长就是给教授搬椅子的”，道出了他对大学校长服务意识与理念的通俗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治学理念与实践毫不逊色于一些世界知名大学校长，是民国时期我国一些著名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处于世界大学先进水平的思想基础。
2022年11月7日我的大学母校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将要迎来建校七十周年华诞。为此，我想起了1965年我上大学和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数十年来，时任院长高元贵先生治学的许多温馨往事。这些往事有的是我亲身经历，有的是学校老师的讲述，有的是师生口口相传的故事。这些珍贵史料反映的高元贵院长的大学治理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助我成长，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心中就会涌起对高元贵院长的无限思念和深深敬意。
高元贵院长自1958至1965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此后转任院长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夕，文革后期出任学校革委会主任兼临时党委书记至1976年，是主政学校时间较长，领导学校功勋卓著的一位大学领导。尽管我们没有看到高元贵院长太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智慧箴言”，然而他却是一个以实际行动将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与中国大学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他以出色的现代大学治理理念与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创新传承发展，提出了北京地质学院时期的“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的校风。基于学校出色的办学成果，北京地质学院于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64所重点大学之一。1960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北京地质学院“红旗学院”锦旗。高元贵院长为中国地质大学的灿烂辉煌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心中的偶像和永远的丰碑（图1）。
一、高院长的大学治理理念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重视学术引领，淡化行政主导。高院长忠实执行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精神：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1963年高元贵院长主持学校领导班子决定增选学校两个龙头专业系-地质系和矿产系的系主任杨遵仪先生和袁见齐先生出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两位先生均为国际著名地质学家和矿产勘探学家。由于杨遵仪先生倾心学术，明确表示不愿意出任副院长，高院长尊重他的意见。最后地质系由少壮派教授马杏垣先生和矿产系主任袁见齐先生出任副院长。三位教授均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
知名教授出任学校行政领导的事情还发生在1980年的武汉地质学院。当年地矿部决定遴选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和副院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学校两位知名教授王鸿祯先生出任院长，池际尚先生出任第一副院长，这在当年全国大学是一个创举。王鸿祯先生和池际尚先生以其卓越的科学成就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给学校教师讲授哲学。1957届和1960届地球物理勘探系留校任教的罗延钟老师和陈晦鸣老师都对我说起聆听高院长主讲哲学课程往事。哲学是一门纯理性的社会学科，其辩证法思维对于以不确定性为鲜明特色的地球科学专业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让北京地质学院专业教师拥有自然辩证法思维是高院长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超前的高水平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行动，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界倡导加强思政教育背景下具有“行为示范”意义。
3、重视大学本科生的科学研究。陈晦鸣老师回忆说，当年在高院长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她们的毕业设计阶段很多同学都被安排参加新教师的科研小组。她说，当年北京地质学院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活动在北京市的大专院校中名列前茅。
4、重视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的范永香老师告诉我，高院长经常参与学校相关专业课程教材改革讨论会。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留校的金鸣峰在文章《建校元勋像》中说，“高院长指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不是用生产劳动取代教学，要保证学生每年八个月的理论学习和两个月的实践学习。高院长还强调教学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搞‘运动’，号召学生要认真读书，学校要为学生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
在高院长的领导下，北京地质学院非常注重全面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的教育理念，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校老职工王润斋先生告诉我，1968-1969年北京市五大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排演现代京戏“红灯记”，他出演李玉和，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出演李铁梅，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出演李奶奶，北京航空学院和清华大学负责京胡演奏和伴奏。1964年学校组织演出的话剧“年青一代”深受师生喜爱，我们物探系1966届张子玲同学还参加了电影“年青一代”的拍摄。当年学校文体活动项目齐全，学生参与度高，我们班同学参加的校队各类项目有：田径、篮球、乒乓球、游泳、航海、射击、棒球及学校美工队，广播台编辑等。这些文体活动既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又提升了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为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知识丰富的大学生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5届物探系毕业留校任教，1980年调上海同济大学的王家林老师（曾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主任）对我说，1964年他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优秀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市高校先进代表大会。他作为七个代表之一会前参加了市委领导彭真、刘仁、邓拓等人出席的座谈会，彭真同志作了长篇讲话。七个学生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市不同类型大学：北京大学2人，清华大学2人，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和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各1人，由此可见当年北京地质学院在北京市高校中的显赫地位。
5、终身学习的模范。1968年高元贵院长和我所在的61652班同学在北京地质仪器厂一起生活劳动一个月。我们发现高院长老爱看中学数学书，戴联善同学曾经问老院长这是为什么？高院长说：“爱好，并且说教育改革应该从中学抓起。”高院长作为一个花甲老人，当时还处在文革中依然坚持学习，这种终身学习理念令人钦佩。
二、高院长顾全大局，领导全校教职员工艰难创办武汉地质学院
1970年国家决定北京部分大学整体外迁办学，北京地质学院属于外迁办学的大学之一。为此，高院长率领有关人员开始了艰难地寻找外迁办学校址。经过高院长的努力争取，学校终于定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下建校。从此，学校开始了在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办学的光荣历史。这也是目前从北京整体外迁的四所国字号大学最佳大学办学城市，即中国科技大学（合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中国石油大学（开始在东营，现在青岛）。地矿油三所大学后期在京部分恢复办学那是后话。
在如此艰难的学校外迁过程中，高院长领导学校教职员工艰苦创业，教学科研一起抓。当时学校教师普遍没有教学任务，高院长提出教师要走出去“找主管部委要科研仼务，要经费开展科学研究，锻炼教师队伍，提升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彭志忠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坚持科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为此，学校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领衔获得科技奖励6项，合作奖励28项，位居当年全国高校第一。如今苦尽甘来，在艰难困苦经历中成长的中国地质大学南北学校旧貌换新颜，学校环境优美，鲜花盛开，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硕果累累，我们可以告慰敬爱的高元贵院长的在天英灵。
三、高院长关心广大师生员工学习生活，是大家的知心朋友
高元贵院长在学校长达18年的领导生涯中，与广大师生员工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从上任之初就注重以平等相待的原则与全校师生员工交往，留下了许多温馨场景与佳话。一张老照片记录了高元贵院长与杨遵仪先生，袁见齐先生交往的温馨场景，它体现了高院长与学校知名教授之间平等相待的高尚品德和风范。照片中高院长与杨遵仪先生同岁，他两只比袁见齐先生小一岁。三位年龄相仿老人在校内悠闲散步聊天，大家看不出谁是副部级高级干部的高院长，因为高院长没有当下人们常常看到的领导处于C位的场景（图2）。
高院长还尽己所能保护受到错误批判的著名教授王鸿祯先生。王先生1956年时年40岁就出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1957年受到错误批判，1958年高院长上任就与王先生促膝谈心，叫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这给王先生极大的精神鼓舞。从此王先生全力投身教学科研，成就辉煌，同时他也成了高院长的知心朋友。
四、高院长为学校发展呕心沥血，他是全体校友心中不朽的丰碑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戴联善和任友标1970年毕业分配到地处湖北荆州江陵的地矿部石油综合地质大队。这时候国家已经决定北京地质学院整体外迁办学，荆州的江陵成了一个备选地，为此，高元贵院长带人来到了江陵。戴联善对我说：“当时我们石油综合地质大队有16名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来的同学，我们和老院长都住在江陵原五普大队基地大院。此时适逢中秋节，大家都希望能和老院长一起过一个中秋佳节。当时只有我和任友标认识高院长，因此大家派我们去邀请高院长，没想到老院长还记得我的姓，还谈起1968年在北京地质仪器厂的往事，一口答应一定来。为此，我们这些北地校友和高院长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中秋佳节。许多同学说，在学校只在公开场合见过高院长，没想到老院长这么平易近人，对我们年轻人这么关心”。我们班孔庆华同学也回忆说，高院长极其随和，平易近人，也不古板，同学们也很愿意和他聊天。
我还记得1972年上半年高元贵院长亲自来丹江口看望大家，并宣布撤销丹江口校办五七地质队。高院长离开时很多教职工自发前往丹江口火车站送行，引起火车站职工的注意，一个年过花甲的领导如此受到单位教职员工的拥戴实属难得。
1992年高院长在耄耋之年拖着柔弱的身躯出席学校40周年校庆，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的热烈追捧，这个场面感动了在场一位媒体记者，他感叹地说：“一个离校十几年，离休近十年的原领导干部，回来还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和敬重，可见他以前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威信是极高的，这在我以前类似的采访工作中从没见到过的场面。”
值此学校建校70周年华诞之际，我们深切怀念高元贵院长。我认为，高元贵院长的大学治理理念和教育思想是学校改革发展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研究学习高元贵院长的教育思想与大学治理理念，为中国地质大学可持续创新发展，早日建成地球科学领域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做出努力和贡献。
2022年2月22日策划，2022年9月26日完稿
我敬佩的高元贵院长（1908-1993）
左起：袁见齐，杨遵仪，高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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