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的10月30日晚上，我那号称几十年来病魔不敢“犯我”的躯体终于遭遇了严重的“眩晕症袭击”，这家伙大有将我“击垮”之势。我想以这篇博文将这次生病经历昭告大家，也许对于古稀之年的博友们以及当下正在“拼搏”的人们有点警示意义。
话说当晚6时许晚饭后，风平浪静，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前兆”情况下我突然眼前“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同时伴随呕吐和全身大汗。老伴立即测量我的血压，高达260/160。然而我却头脑十分清醒，配合老伴通知120救护车及时送到附近的“省中医院”，在完成几项相关检查后，入院治疗。第二天自动检测血压和心脏仪器显示主要指标都在迅速恢复中。接着重点进行了脑部和颈椎检查，结果告知，没有发生重要病变，少量异常属于老年性器官退化。学校医院一位退休医生朋友看了相关检查结果后说：血管退行性变化，检查结果与年龄相关。儿子不在身边，幸亏两个好学生帮助，在医院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五天后出院在家继续休息恢复。然而，我发现这个“眩晕综合征”是一个顽症，静养几天后，尽管血压很快恢复正常，体力和精力基本“和好如初”，但是“眩晕”却如“抽丝”般的缓慢地似有“依依不舍”地离去，尤其是上下楼转角时“眩晕”依旧，很是烦人。医生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招”，主要让我吃点以活血方面的中成药，慢慢调理。对于我这个几十年来快节奏工作生活习惯的人，这个“眩晕症”还真是影响我的“心情”，但是不服老不行，既来之则安之，只好与“眩晕症”和平相处一段时间了。
这是我相隔50年的第二次住院，第一次住院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67年寒冬，我们大学班上12个同学以“首都红卫兵”身份一起从北京出发步行去延安“朝圣”，当时俗称“长征串联”。记得当年从北京出发，经保定，娘子关入山西，参观了当时农业战线的旗帜“昔阳县的大寨”和生活富足的汾阳县的“贾家庄”两个农业战线典型，其中在“大寨”还荣幸受到陈永贵同志的接见。然而，在山西阳泉因“腮腺炎”住进“阳泉工农兵医院”，“长征”部队决定留下董良浩同学照顾我。记得当时医生似乎对“腮腺炎”还不是很熟悉，几个医生会诊后才确定了治疗方案，大概三天后痊愈出院，坐火车到太原赶上大部队，继续“长征”。当时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对我这个“首都红卫兵”病人非常认真负责态度让我至今怀念他（她）们。
然而，在长达50年的学习工作生涯中，自我感觉身体一直很棒。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竞争”环境，我似乎有点“游刃有余”，“与世无争”，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我有一些博文谈的就是那时的真实状态。然而，这场病给我带来深刻反思，果真是这样的吗？深究之下其实不然，即使在“大锅饭”时代，我们虽然用不着为“生存而战”，为“优胜劣汰”而担忧。但是，有时却在“为虚荣心而战”，与自己较劲，被我们的古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出人头地”的封建思想迷惑，为此，我们“潜移默化”地为身体健康付出了代价。我曾经在一篇博文中谈到过这个观点：在与自己较劲（说的冠冕堂皇是为“事业而战”）的过程中，不经意中消耗自己的身体，最后导致一些优秀的中青年过早罹患重病，甚至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他（她）们的亲人承受了巨大悲痛。
尽管医生没有明确诊断出“眩晕症”病因。但我认真分析了这次“眩晕症事件”的起因。尽管我平常身体还算健康，每年体检指标基本正常，有的指标稍显异常属于老年人“常态”。我们不是说：老年人没有病不正常，有点病才正常嘛。但是这种“病来如山倒”的“眩晕症”应该事出有因，因为，依据常识这类病无非是由脑部供血不足、颈椎压迫某些神经及突发性高血压三类因素引起。既然，前两类因素似乎可以排除，那就应该从第三类“突发性高血压”方面寻找原因。为此，我回想今年的六次外出活动，前五次活动每次持续时间2-3天，且活动强度不大，基本能够保证每天的生活规律。但是，发病前的第六次活动，即10月15-26日连续12天的“高强度活动”期间，彻底打乱了我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这些活动主要是看望亲人，和大学同学及学生相聚，其中也包括在一所大学给一个学院的本科生做了一场“布道”报告。在这12天中几乎没有午休，晚上也不能按时休息，估计这时候血压已经逐渐升高却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没有明显头昏而疏忽监测血压），并及时服用降压药。导致潜伏的“眩晕症”寻找机会蠢蠢欲动，终于在活动结束后的第四天爆发，弄得我们措手不及。
因此，这次“眩晕症事件”告诫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适当参加一些活动一定要“慢节奏”，更不要激动，确保正常的生活规律，让虽然衰老但还健康的体质伴随我们的晚年生活。
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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