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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本明治人对逻辑学的期待

已有 474 次阅读 2021-8-11 10:53 |系统分类:教学心得|文章来源:转载

日本明治人对逻辑学的期待

李冬君  哲学园  2019-06-23

“论理学”(Logic逻辑学)首先出现在日本,中国古汉语里虽有“论理”一词,但它并不意味“论理学”。如《史记·李斯列传》里有 “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这里说的“论理”,指辩论是非之理,具有辨理的意思,这一约定俗成的“定义”,在将“逻辑学”译成“论理学”时,虽然有时也会模糊译意,但日本人还是坚守了“论理学”之“论理”,与传统汉语之“论理”的不同立场,中国则将Logic译为“名学”。

欧洲学术传统,非常重视Logic,日本人在翻译西学中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于是作为应对新时代学问的手段,日本人开始重视学习新Logic。

西方逻辑学的日本导入者是西周,他把Logic翻译成“致知学”。“致知学”之源,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而近代逻辑学作为应对新学问的方法论,西周又称之为“新格致学”。在其《百学连环》一书中,已出现穆勒的“System of Logic”(逻辑学体系),后来严复翻译为《穆勒名学》。西周在书中介绍了古希腊的七种学术(Seven Sciences):

Grammar(语法学)、
Logic(致知学)、
Rhetoric(文章学)、
Arithmetics(算术)、
Geometry(几何学)、
Astronomy(量学)、
Music(音乐学)。

这七种学术,成为人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但怎样使用这些手段、为什么是这些手段,以及应该怎样发现这些手段,正是“新致知学”所探求的。如果把“新致知学”翻译成英语,西周认为应该是“A Method of the New Logic”。

“致知”一词,出自中国古籍《礼记·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代学者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中,将“格物致知”活用于他的“穷理”之学。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这句话竟然启发了西周,他把“格物学”想象成现代物理学(Physics),并使它与“致知学”成为一个对子。顺着西周这种直接比对的东方式思维,我们也会很自然地得出另一个对子,即出自《易经·系辞》篇的形而上下的对子,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许受此句启发,西周给予了具有形而上气质的Logic以“致知学”的名誉,同时将Physics(物理学)作为形而下之器予以“格物学”之名。

西周在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为津田真道《性论理》一书作跋时,使用了“论理”一词,他将西方古典哲学一分为二,即“论理”与“论气”,恐怕是受宋儒主张的“理气二元论”的影响。“论理”为形而上者,“论气”为形而下者。津田真道的《性论理》,可说是日本最早的哲学读物。那时日本还未摆脱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物性和心性的区别还未明朗。西周在此只能把关于物性的名之为“论气”,把关于心性的称为“论理”。

1862年,江户幕府的洋书调所出版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其中收入以Logic为核心的“论理术”以及之后的“论理学”等词语。

说起来,幕府的行动力也还算敏捷,洋书调所的前身,始于1855年在江户九段坂下创立的洋学所,1856年改称番书调所,至1862年改为洋书调所时,教授洋学,翻译洋书,兴旺如“幕府大学”。

由于无限定的使用,“论理”一词泛滥,在江户末期被日本社会上下广为应用。西周在翻译Logic时,竟也不回避地使用了“论理学”,不过,他很快以“致知学”取代了“论理学”。

无疑,构筑日本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人是西周。回顾初始,于筚路蓝缕之际,绞尽脑汁的首先是对Logic概念的翻译。1874年明治七年,他在写作关于论理学解说书时,仍以《致知启蒙》为题。同年,他寄稿给《明六社杂志》,题为“知说”,其中对“文学”的解释颇具逻辑学的意味,在这里,他赋予“文学”以修辞学或雄辩术的功能性品格。他使用了“Logic”一词解释“文学”,为了避免误解,并对“Logic”做了“致知学”的注释。

《明六社杂志》时代,中村正直将Logic译为“明论之法”或“推论明理之学”。随后,中村正直将明治时代的新学问,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并以“无所争子”为笔名发文。

把学问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大块的,还有梁启超。那已是1902年以后的事了。梁在《格致学沿革考略》的《导言》中说,“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自《周易·系辞传》,是有着很了不起的来历的词汇。

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在宋代理学家程颐那里,已经发展为带有明显等级分别的“理气二元论”。“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江户时代,顺着理学思维的惯性,日本人也普遍认为欧洲学术为“形而下”之物,相反,亚洲学问则为“形而上”。当然,今天作为常识,形而上学指Metaphysics,而形而下学指Physical science,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Logic以“论理学”之名进入学校教育,始于明治文部省。

明治初期,在人们对“科学”的渴望与学习中,意识到新论理学作为思想方法的无可取代性,日本人还将“论理学”比喻横卧在科学根底的基础学科,并对“论理学”给予了非常的期待。

“演绎”与“归纳”

在整个明治时代,西周几乎是所有领域执先鞭的先觉者。同样,作为论理学的基础概念,如“演绎”、“归纳”,也是西周创造的日本新汉语。

首先,他将穆勒的“新论理学”命名为“新致知学”。他说:“新致知学,原义为A Method of New Logic,由一名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英国人所发明,他著述的System of Logic,是个大部头。这一方法论的出现,是对学术领域的大大改革。”

那么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曰induction(归纳之法)。而欲知此归纳之法,则必先知deduction(演绎之法);什么是演绎法?所谓演绎犹如字义,演为陈述之义,绎为找到线头引出丝线。再譬之为猫吃鼠,先从头部开始——大前提,然后次第于胴体、四足——小前提,及于鼠尾——结论。总之,从所重之所开始,引出种种道理,即是猫吃鼠的演绎法;什么又是归纳法?Induction,即归纳之法,与演绎相反,譬之人吃佳肴,一点点地品其美味儿,最终所食殆尽。

如此,从小的真理出发,涉猎所有,由外而集聚于内。要想了解此归纳之法,不可不知真理无二,大凡宇宙间的真理不存在有二之事;什么是“致知学”?兹有subjective(此观)和objective(彼观),两个概念彼此相关。所谓此观,并非就物而论,而是独居个体的立场,去探求真理的主观意志。所谓彼观,是指根据客观事物而研究其理。大凡学问皆与此二观相关,无外于此。“致知学”,即此观,是思考还未及观察事物之前的先验之理,此观皆由语言中来。

西周把subjective译成“此观”、objective译成“彼观”,但他意不在“此观”,也不在“彼观”,而是用这两个概念解释“致知学”,同时还创造了“主位”、“属位”的译语。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将subjective译作“主观”、objective译作“客观”,西周并未使用“主观”和“客观”概念。

对于学术用语规范化,明治时期的知识人如同大渡海一样各显神通,不过,说西周的贡献最大并不为过。

《百学连环》中,他规范了“演绎”、“归纳”并奠定了论理学的其他相关基本用语,强调只有以“归纳”(induction)的推论方法,沿着穆勒提示的新方向,今后的学问必定能深入下去。唯有induction的方向,才是逼近only truth(真理无二)的方法。

“演绎”一词,古汉语有用例。朱熹《中庸章句》序:“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昭后之学者。”宋学教养深厚的西周,也许忽然记起年轻时学习《中庸章句》,朱熹的“演绎”一词给了他灵感,用来作为deduction的译语。朱熹“演绎”,是以古之尧舜之道与今之父师之言为前提进行推导,西周据此发展一下,的确与deduction相称。

“归纳”在中国古典里却不曾见过,无论《佩文韵府》,还是《大汉和辞典》均不见载,恐怕是西周造语。西周在写作《百学连环觉书》时,特别留下了备忘录,并以“觉书”为《百学连环》全集冠名,宣喻该书是一名觉者所作的“觉书”。谈到“归纳法”时,他说:归纳乃引类入一而求其同一之法。

“演绎”与“归纳”作为近世学术的研究方法,西周已经运用自如。他在寄给《明六社杂志》的“知说”中说到:

此二法术之差,演绎法如富豪之子弟费资本金,归纳法如贫人之子蓄资本金。演绎法,譬如限定百万两资本金,将它分配至各自应用领域承担费用。演绎以至高至善之原理,并将此一原理推广为万事万物。因此,其原理若至善,就会至当,苟若有谬,则致毫厘有千里之误,譬若百万资金投资不当,付之东流。

归纳法,譬如一钱两钱之积攒,日蓄月累,终致巨万之资。由层层积累的过程得一贯之真理,如贫人亦可得富资,积累深厚而发明新真理。将事实归纳为一贯之真理,又将这一揭示真理的逻辑过程,构成一种显著的范式,才可称之为学;再因这一门学问使真理了然普及并活用以方便人间万般事物,方可称之为术。

西周在穆勒“新致知学”中看到了“归纳法”的方向。他断言,“归纳法”才是最迫近“学”的推论方法,由“归纳法”也才有可能获得“一贯之真理”。

中国学者译介西学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根据经验论完成了“归纳法”,是实证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著有《自由论》(On Liberty)。日本明治时代学者中村正直于1872年明治四年翻译为《自由之理》刊行。严复于1903年将穆勒的《论理学》译为《穆勒名学》、《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出版。严复在译介西学时所历的种种艰难,他能与日本启蒙学者共鸣的,皆因重新造种的使命感。

日本语的“论理学”或“致知学”,在中国被称作“名学”,或音译“逻辑”、“络集克”,严复在《穆勒名学》引论中提到了“逻辑”是Logic的音译。

在他将穆勒的System of logic译为《穆勒名学》之后,1909年又将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为19世纪英国经济学、逻辑学者)的Primer of Logic(《逻辑学入门》)译成《名学浅说》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逻辑学教材。

严复从《天演论》开始,就将Logic译作“名学”或“名理”。1901年《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除了沿用“名学”、“名理”之外,还使用了“洛集克”音译语。

“名学”、“名理”之“名”,是中国战国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名家”擅长论理,以概念论辩闻名于世,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有智者风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学派。著名命题有“白马非马论”和“坚石非石论”。

可见,严复以“名”冠之的来历与出处,来源于先秦诸子的形名之学,显然,严复比西周更懂得中国古典,当西周还在从宋代理学寻找解读西方逻辑的语词时,晚于西周的严复已深入到中国名学的根底,用中国传统名学来解读西方逻辑,这是严复比西周的深刻的地方。但是这种深刻性,也带有某种局限性,沉浸于文明传统而生成的无比自豪感的中国人,势必不能简单地抛弃其传统性,因此,在翻译穆勒的逻辑学著作之际,严复几乎无法拒绝中国名学的传统魅力。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重镇,除严复外,当然不能忘记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逻辑学,此二人似乎也并非随意使用日语的“论理学”译词。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尚未找出“论理学”的蛛丝马迹。梁启超提到过“论理”,但是此“论理”非彼“论理”,它与中国古典用例一样,是“论理”,但并不意味Logic。如梁启超在《清议报》发文,“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其中有一句“今且不论理而专论势。”

当日本人看到“论理”文字时,轻而易举就理解成推理、论证之理,或是思考的法则。中国人直觉则必然是关于“理学”之论,而“理学”一词,自宋学以来有着顽固的传统。因此,“理学”之“理”作为另一种立场的词汇,一旦遭遇具有逻辑学意味的、日本新汉语“论理”一词,就会产生很大的抵触。

宋代“理学”是一个有着怎样传统的词汇呢?要而言之,如日本人常言的“万有哲学”,就是中国的“理学”。“理”在中国,它包括人伦之理、自然社会之理、宇宙万物之理等等,所有都在一“理”中。

不过,日本人没有这一庞大沉重的传统,可以很轻松地把“理”作为“理论”之理来理解,于是使用“论理学”这一词汇翻译逻辑学,便不会有拖泥带水的纠结感。而在中国,“理”则带着传统训诫的权威悬垂于众人思维之上,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那么能容易诞生与其传统性相异的另一个世界的“论理学”一词。

现代之中国怎样呢?作为逻辑学的学术规范用语,“名学”与“名理”被逐渐淘汰,相应的,从论理学到逻辑学则开始普及,表明逻辑学的确带来了新思维的出现。

如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严译名著丛刊》的《天演论》,就为Logic译语的“名学”特别作了注释:“名学”即“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原富》一书也为Logic译语“名理之学”特别作注为“论理学或逻辑学”。

1902年,亦即光绪28年、明治35年前后,大量的日本学术书籍被翻译到中国,日本学术用语多半原封不动地传播到中国,成为此后中国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论理学”的日本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是富山房、范迪吉等译的《论理学问答》,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据云从此“论理学”之日本语,取代“名学”、“名理”而广为中国学术界通用。

关于“命题”一词,古汉语中很难找出使用的例子,因此,可以说这个词是日本人的造语。将它作为论理学的用语,则是出自西周的苦思冥想。西周将proposition翻译为“命题”,严复则译成“词”。如今,“命题”一词在中国普及;严译universal proposition为“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全称命题”;又,关于particular proposition,严译“偏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特称命题”;而indefinitive proposition一词,严译“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不定称命题”;严译singular proposition为“独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单称命题”。如此繁复注释案例,显示了中国商务印书时代关于逻辑学的译介用语,基本采用了日本语的译法。

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已经收入与“论理学”相关的译语有:Proposition命题、Universal全称、Particular特称、Indefinite不定、Singular单称。这些译语在日本诞生,以此而明。

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及观西人之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这里使用的“内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归纳”,“外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演绎”。“内籀”是严复翻译induction的译语,“外籀”是de-duction的译语。两者在《穆勒名学》与《原富》中,均有卷末注释,今译为“归纳”与“演绎”。

“内籀”与“外籀”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的名译,但还是因晦涩费解而被淘汰,而日译“归纳”以及“演绎”则广为普及。

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的是“归纳”与“演绎”,而不是“内籀”与“外籀”。“演绎”是中国古典词汇,梁启超用起来或许比较容易,此不列举。至于“归纳”一词,则创自日本语,梁启超应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说:

“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疑之点而绝奇之事也。中国之无此政体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权?不见他人之权,故不求也。因一统闭关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权,故不求也。因无阶级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归纳之于前两者之一点也。”

可以说将“归纳”与“演绎”之日本新汉语传达到中国的,仍然是梁启超。其实,有关西方逻辑学的知识,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大部分来自于英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著 A system of logic的启蒙,这部“逻辑学体系”为新时代东方学术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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