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诺思教授的读书笔记2
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North（1990）《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本书是刚刚去世的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North）教授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对低效率制度的分析，还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读者都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当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Acemoglu身上映射着North的影子。上篇介绍制度，下篇介绍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第一部分：制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第3页）
“制度可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如美国宪法；也有可能仅仅是随时间演进的，如普通法。”（第4页）
作者特别区分了制度和组织，认为两者相互影响。我认为这是因为在新古典供求分析框架下，如果没有组织，那么就缺乏个体分析的主体。显然，诺思将制度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第8页）。Alchian（1950）提出的演化说可以解释低效率产权的存在，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竞争的压力没有使其消失。作者和合作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强调了相对要素价格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的重要性，但是无法解释低效率产权的存在。作者（1981）的《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已经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率的”观点，指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第9页，这其实就是Acemoglu等人“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主要回答这个问题。“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来决定：（1）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2）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作出的反馈过程。（第9页）”
理性人模型的说法会很容易地使我们误入歧途。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主观主义可能导致无效率的产权。
“无论是政治与经济交易费用，还是行动者的主观主义观念，它们所导致的肯定不常是最优的选择，或是与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福利增长（是确定的）背道而驰的选择。……制度常常是那些诱致生产率增长的部分和那些抑制生产率的部分的混合。（第11页）”例如19世纪的美国，产权结构（谢尔曼法案）修正了，非正式制度（如对待奴隶和妇女的态度）也改进了，但是贸易壁垒和对奴隶的剥削依然存在。
考虑制度理论的行为假定时的几点结论：（1）“对于某些目的，均衡概念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大多数问题却不是一种均衡，而是多重均衡（第32－33页）”。（2）尽管单个行动者面对许多重复的情形，但是也面对着许多独特的和非重复性断则，这是信息是不完全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3）偏好稳定性观点是不容易否定的，但是心理学在非总量水平上解释了这些反例，而且历史证据确实也表明偏好是随时间变化的。（4）由于信息反馈可能非常差，行动者可能无法看到更好的选择。（5）竞争可能十分弱，信号也十分混乱，因此做出的调整可能十分慢或者被误导，经典的演化结果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可能无法得到。（6）世界史表明，有许多比简单的理性非合作行为更为复杂的情况。（7）“经济学家的行为假定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对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他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却是不合适的，而且会妨碍对制度存在、形成和演进的根本因素的理解。（第33页）”
【在本书第四部分末尾，作者提到，一个制度模型必须包括一个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
非正式约束：“即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第49页）”尽管一个社会的规则会发生总的变迁，但它的许多方面却会保留下来。例如，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时，日本文化仍幸存下来了。非正式约束“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50页）。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这又与大脑处理信息有关。Bates（1987）等研究了努埃尔人在没有国家的社会中，如何通过重复博弈建立其和平秩序。这表明，在不存在国家和正式规则时，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会导致具有极大秘密性的非正式结构的发展。非正式制定由重复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些方面包括：“（1）对正式规则的拓展、阐明与修正；（2）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3）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55页）作者认为，前面两种非正式约束可以在财富最大化模型下被模型化，即在新古典（及博弈论）框架下处理。但第三种不行，这里指的是个人为了效用函数中某些其他价值而放弃财富和收入的选择。例如投票行为。思想、意识形态和信息的权重越大，对选择的影响也越大（见Nelson-Silberg，1987）。“当正式规则因与现存的非正式约束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紧张状态将会导致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第187页）
正式制度：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迄今为止我并不认为规则就意味着效率。……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私人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第65页）。“广义而言，政治规则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规则，尽管其因果关系会以两种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产权和单个契约是通过政治决策来界定与实施的，但是经济利益的结构也将影响政治结构。”（第66页）一般认为，从单独的绝对的统治者向民主政府的演进，是向更高政治效率的迈进。因为民主使政治决策过程的人数比例更大，并发展了一个有独立司法的第三方的契约实施。但是，有效的政治市场不同于有效的经济市场。后者必须满足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条件，但这在政治世界就非常稀罕了。民主社会会减少每次进行立法的交易费用，但是交易量会增加，而且选民与立法者，以及立法者和官僚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是巨大的。进而，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在选民方面会不断加大其作用。“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第71页）“要提出的一个警告是：……非正式伦理、规则与实施特征的混合确定了选择集合，并导致其结构。因此，对正式规则本身的考察，会给出一个不恰当的和经常会误导关于正式约束与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第71页）
实施：“实施方式确实是历史上的停滞和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第75页）这里说的实施，主要指自我实施和第三方实施。“由政治团体来充当第三方并使用强制办法来实施契约，这在监察与实施契约时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第79页）“第三方的实施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作为一种强制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地实施契约成为可能，但是就我所知，在现阶段还无法知道如何去创造这样一个实体。在一个严格的财富最大化行为假定下，甚至很难抽象地建立这一模型。简言之，如果国家有强制力，使国家运作的人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这一权力，而这又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第81页）类似的观点，Madison和Ostrom都提及过。
第二部分：制度变迁
组织：“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在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不过，它们对社会来讲不一定是具有生产性的。”（第100页）
变迁动力：“变迁的代理人是对内含于制度框架中的激励作回应的单个企业家。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变迁的进程主要是渐进式的。”（第112页）制度变迁的所有源泉都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除此之外的唯一源泉是偏好的变化。这些要素中，除了少数（如土地）是外生的，大多数是内生的，它们反映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企业家的最大努力将改变相对价格，因而将诱致制度变迁。这依靠企业家的技能和知识。我们对偏好的变化了解很少。显然，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偏好的变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相对价格在一段时间的根本变化，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20世纪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价格变化和意识形态变化的混合产物。又如废奴运动。全世界很多人以低成本表达了对奴隶制度的不满，这加速了奴隶制度的废除。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变迁过程：思考制度变迁的最便利方式是均衡逻辑。“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契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议是有利可图的。”（第115页）由于非正式约束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补足或拓展正式约束。因此，正式规则或它们的实施的变迁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构成一个稳定选择力量逻辑的是正式与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方面的总和。在此过程中，正式规则的变迁会改变交易费用，从而引起非正式规则的演化。正式规则有时被用于替换非正式规则。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非连续的变迁主要指正式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和革命的结果。
变迁的路径：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研究的不同模式由什么决定的？第二，为什么那么多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作者思考这些问题的起点是技术演进文献。首先是David（1985）提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类似的观点更早地由Arthur发展。根据Arthur，一种技术出现报酬递增并最终获得垄断优势，具有四种自我加强的机制：大规模的组织或固定成本；学习效应；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这四种机制会导致四个特性：多重均衡；可能的无效率；锁定（lock-in）；路径依赖——“一个小的事件和偶然情形的结果可能使解决方案一旦处于优势，它们就会导致一个特定的路线”（第126页）。有两种力量规范制度变迁的路径：一是报酬递增（如Arthur所言），二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这是作者想强调的。“在一个不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市场的可竞争性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在存在报酬递增时，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只要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模型的，长期路径也会是有效率的。市场不完全，信息被分割，交易费用十分显著，那么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将会被非常不完全的信息反馈及规定路径的意识形态所修正。“那么，不仅路径的分叉而且持久的不良绩效将居于支配性，历史上由行动者派生的观念就会规定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第128页）总之，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主观主义＝低效率制度。作者举的例子是美国的西北法案。
为什么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会使两个社会产生差异？因为制度变迁是在边际上进行，即需要在原先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此外还由参加者的相对谈判力决定。由于每一个社会的历史和谈判力不同，在这两者的不完全反馈下，行动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此会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即便同一规则被强加给不同的社会，也会由于实施机制和实施方式不同，行为准则和行动者的主观模型不同，导致结果不同。例如，19世纪很多拉美国家采取了美国宪法，但是结果迥异。
第三部分：经济绩效
“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第144页）“在理解一个经济的绩效时，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无可争议的内在联系”（第149页）。“……必须实行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更大整合，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将特定制度与政治和经济交易结构相结合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模型化才能实现”。（第150页）
总结：“我们已为不加分析地接受新古典理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将价格理论系统应用于经济史是一个重大贡献，但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是在某一个时点的资源配置，而历史学家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中的一个限制性特征是，要解释历史的变迁。此外，在新古典理论中假定资源配置发生于一个无摩擦的世界。”（第177页）“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第177页）但作者认为马克思所得出的故事是乌托邦的，其理论也是有缺陷的。根据其理论，人类就必须进行根本的变迁，但我们还没有这一变迁的证据。计量史学家将技术置于中心位置，但它所论述的是一个关于生产能力递增的简单的乌托邦故事。许多世界还没有实现技术的潜在收益，技术也确实使得冲突更为僵持。还有一个更好的故事，就是研究人类为解决合作问题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North, Douglass,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刘守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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