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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项目需要人文科学家的参与
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的迅速扩张,其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已远远超出了科学本身。例如,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人类基因组及各种“组学”的研究、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乃至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等,在伦理学、法律学以及人权(隐私权、知情权等)、社会安全等方面引发的问题,都在学术界和公众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012年1月16日出版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在“新闻与观点”(News & Opinion)栏目,发表了“危险性研究的风险”(Therisks of dangerous research)及“观点:科学的黑暗面”(Opinion:The dark side of science)二篇关于生物学研究(尤其是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可能产生严重安全问题的文章,说明近10几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反复提起的“科学的人文制约”(sciencerestrained by humanism)已成了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实际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执行的早期(1988年),沃森(Watson J.D)就在HGP研究经费中设定3%(后增加到5%.)的比例(大约每年1000万美元)拨给对HGP的伦理学、法律学和社会问题(ELSI)进行研究。这个大科学研究项目中吸引社会科学家参与的模式,后来就成了世界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式。但在这种模式中,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联系是非常松散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指手划脚的伦理学”(Finger-waggingethics),即社会科学家从外部观察科学家的工作,并对他们的工作按自已的理解进行评论,指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这样常常引起科学家的反感,效果并不理想。
2001年,英国政府决定投入二亿英镑启动一个为期十年的“基因组网络”(TheGenemics Network)研究计划。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BSRC)决定创立一个不同于ELSI的新的模式,他们先从首期(2002-2007)研究经费中拨出900万英镑(2007年开始的二期研究中又增拨1800万英镑)资助社会科学家,对基因组网络项目进行人文学研究。2002年这项研究正式启动,与以往不同,在这个基因组网络中,社会科学家并不游离于基因组课题之外,而是被“嵌入”课题组中,作为课题组的一员参与和观察自然科学家们的工作,并对之进行社会学评估。参加这个基因组网络计划的有100多名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他们分别来自5个大学,被嵌入3个研究中心。笫一个中心称之Cesagen,由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和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共同主持,主要研究基因组学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中心称之为Egenis,由爱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主持,主要对基因组学的问题进行哲学分析;第三个称之为Innogen的多学科中心,由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欧本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共同主持,主要研究基因组学和生命科学中的创新问题。这样把社会科学家,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等与自然科学家共同体整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密切合作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对自然科学的大科学项目进行综合研究,以求基因组网络研究计划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2009年12月17日出版的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深入观察工作中的科学”(WatchingScience at Work)介绍这个基因组网络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同期还发表了题为“填补科学与人文的鸿沟”(Mindthe Gap)的评论文章,对英国的这项“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的尝试表示了肯定。社会科学家在这项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例如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自然哲学家改写了生命进化树;通过对细菌基因组的研究,发现原核生物有十分频繁的基因交换,说明它们的演化史不能简单地用种系发生树来描述。这项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如启动了对人-动物杂交胚胎的立法辩论。Innogen中心提出的由制药企业、菅理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创新三角”(InnovationTriangle)的研究成果,已被写入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撰写的“2030年之前的生物经济报告”中。
在这项吸收社会科学家参与的多学科的“基因组网络”计划中,社会科学家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将其研究成果向公众解释,成为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此项目今年结题,相关的成果评估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值得关注。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产生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共同体内可以解决的了。科学家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研究项目在伦理上和知识产权(如基因产权)等许多科学以外的许多问题,都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参与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斯诺(SnowC.P)关于“二种文化”的命题提出已近40多年了,二者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如今科学己成了一种强势文化,对科学研究进行人文的制约,提高自然科学家的伦理自觉性,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协调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达到更好的沟通和互动,仍是目前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目前发达国家在实施大科学项目时,程序性地吸收人文科学家参加,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不但是自然科学家的需要,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在我国还很少受到关注,大科学项目中根本看不见人文科学家的踪影。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在科学“大项目”研究水平和人文社科的研究水平这二个领域,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本文曾以“科学的人文制约”在《环球科学》2013年2月号发表。本文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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