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项目需要人文科学家的参与                                        

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的迅速扩张，其影响及产生的后果已远远超出了科学本身。例如，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人类基因组及各种“组学”的研究、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乃至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等，在伦理学、法律学以及人权（隐私权、知情权等）、社会安全等方面引发的问题，都在学术界和公众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012年1月16日出版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杂志，在“新闻与观点”（News ＆ Opinion）栏目，发表了“危险性研究的风险”（Therisks of dangerous research）及“观点：科学的黑暗面”（Opinion：The dark side of science）二篇关于生物学研究（尤其是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可能产生严重安全问题的文章，说明近10几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反复提起的“科学的人文制约”（sciencerestrained by humanism）已成了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实际上，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执行的早期（1988年），沃森（Watson J.D）就在HGP研究经费中设定3％（后增加到5％.）的比例（大约每年1000万美元）拨给对HGP的伦理学、法律学和社会问题（ELSI）进行研究。这个大科学研究项目中吸引社会科学家参与的模式，后来就成了世界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式。但在这种模式中，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联系是非常松散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指手划脚的伦理学”（Finger-waggingethics），即社会科学家从外部观察科学家的工作，并对他们的工作按自已的理解进行评论，指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这样常常引起科学家的反感，效果并不理想。

2001年，英国政府决定投入二亿英镑启动一个为期十年的“基因组网络”（TheGenemics Network）研究计划。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BSRC）决定创立一个不同于ELSI的新的模式，他们先从首期（2002-2007）研究经费中拨出900万英镑（2007年开始的二期研究中又增拨1800万英镑）资助社会科学家，对基因组网络项目进行人文学研究。2002年这项研究正式启动，与以往不同，在这个基因组网络中，社会科学家并不游离于基因组课题之外，而是被“嵌入”课题组中，作为课题组的一员参与和观察自然科学家们的工作，并对之进行社会学评估。参加这个基因组网络计划的有100多名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他们分别来自5个大学，被嵌入3个研究中心。笫一个中心称之Cesagen，由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和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共同主持，主要研究基因组学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中心称之为Egenis，由爱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主持，主要对基因组学的问题进行哲学分析；第三个称之为Innogen的多学科中心，由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欧本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共同主持，主要研究基因组学和生命科学中的创新问题。这样把社会科学家，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等与自然科学家共同体整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密切合作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对自然科学的大科学项目进行综合研究，以求基因组网络研究计划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2009年12月17日出版的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深入观察工作中的科学”（WatchingScience at Work）介绍这个基因组网络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同期还发表了题为“填补科学与人文的鸿沟”（Mindthe Gap）的评论文章，对英国的这项“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的尝试表示了肯定。社会科学家在这项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例如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自然哲学家改写了生命进化树；通过对细菌基因组的研究，发现原核生物有十分频繁的基因交换，说明它们的演化史不能简单地用种系发生树来描述。这项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如启动了对人-动物杂交胚胎的立法辩论。Innogen中心提出的由制药企业、菅理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创新三角”（InnovationTriangle）的研究成果，已被写入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撰写的“2030年之前的生物经济报告”中。

在这项吸收社会科学家参与的多学科的“基因组网络”计划中，社会科学家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将其研究成果向公众解释，成为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此项目今年结题，相关的成果评估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值得关注。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产生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共同体内可以解决的了。科学家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研究项目在伦理上和知识产权（如基因产权）等许多科学以外的许多问题，都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参与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斯诺（SnowC.P）关于“二种文化”的命题提出已近40多年了，二者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如今科学己成了一种强势文化，对科学研究进行人文的制约，提高自然科学家的伦理自觉性，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协调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达到更好的沟通和互动，仍是目前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目前发达国家在实施大科学项目时，程序性地吸收人文科学家参加，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不但是自然科学家的需要，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在我国还很少受到关注，大科学项目中根本看不见人文科学家的踪影。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在科学“大项目”研究水平和人文社科的研究水平这二个领域，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本文曾以“科学的人文制约”在《环球科学》2013年2月号发表。本文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