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往事(9)——从积极分子到反党分子
学校建立了两三年后,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规,各科教师开始按教研组分开。物理、化学的课程名称也已经恢复。我们三个科大人建起来的理化实验室就成了理化教研组,当然,教物理、化学的教师都归了理化组。我虽然已经到教导处工作,但是,一有空仍然回到理化组去坐着。
学校的工作主要是教书,工宣队员们在学校里也就很清闲了。不过这些工人或干部大多数都还是不错了,他们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对教师们很尊重,只是帮助教师维持学校的秩序。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家里吃饭——我的家就在学校门外二十来米的地方,那天还喝了一点酒,一边看书一边吃,也没有菜。那工宣队长来我家串门,他大概是值班,没有事情,就随便走走。他说他吃过饭了,我也就不客气了,陪他坐着。他看我在看书,问我看什么书,因为那书有点破烂,不是新出的——当时除了政治宣传读物外也没有什么书籍——我猜想他大概以为我在看什么样的旧小说。那本书是50年代出版的古文选读。他看不懂,我就给他讲正好翻到的那篇。读一句,讲一句。那篇文章正好是《国语》里的《召公谏厉王弭谤》,说的内容是,周厉王暴虐而不让老百姓议论他,于是找人监视百姓,谁敢说他坏话就被杀,这样谁也不再开口,“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厉王说,老百姓的嘴就像河里的水,只能够让它流,堵上它不让流,最后就会决口。可是周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也就是“百姓”赶走了。
我看他听得很有兴趣,又给他讲了下一篇,是《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说自己的妻、妾和客由于爱他、怕他和有求于他,从而歪曲事实,说他比有名的美男子还好看。通过这个例子,邹忌要求齐王不要受周围人的蒙蔽,要广开言路、改良政治的故事。我说得口若悬河,这位工宣队长也听得津津有味。
这位工宣队长三十多岁,平时话不很多,实际上大概也并不想在我们学校这里闲置着。当时学校校长出缺,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一个老的“知识分子”,文革前就是第十七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很左,很要求“上进”,但是总是升不上去。
由于前两届毕业的学生只有两个班和一个班,每年从小学升上来的却有八个班。学校从一开始的11个班发展到了32个班。教师数目也必须大大增加。73年春天,从抚顺师范学校分来了一些毕业生——名义上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再上的师范学校。一位教化学的小王甚是用功,工作也积极。她对我们三个科大人很是崇拜,有问题就问我们。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乘电车早一班就来得太早,下一班就很有可能迟到。她每天总是来得很早,办公室尚未开门,她就站门口读书。由于用功学习,她的学问长进很快,书也教得不错。但是,这位青年过于直率,学校领导买自行车作为“公车”(实际上成了个别人的私车),她就不满意,就去找领导提意见:你们买化学药品没有钱,买公车却有钱。半年的实习期过去了,师范毕业生要转正。转正前照例要工作总结。别人都通过了,包括那些常常晚来早走的,业务较差的,但是这位小王的总结却通不过,那位教导主任要求她重新总结,作自我批评。给他指出的问题据说是骄傲自大,而且态度不端正。我们无法替她辩护,因为这涉及转正,总结的时间就这几天功夫,过时不候。倘若发生争论,拖延过了这几天,不能及时转正,小王就还只是拿可怜的每月24元工资,转正了就是32元。这样,只能做她的工作,让她违心地再一次“端正态度,认真检查”,以按期转正。
学校人越来越多,也比较乱。许多教师不愿意在这个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学校,想调走。而他们的办法就是“泡”,晚来早走,常常请假,一直“泡”到学校同意把他调走为止。1973年冬天,当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的上级——矿文教组的组长来学校,每天下午学生放学以后开教师会,要“整顿”。
第一天,照例是领导讲话,总结成绩,指出不足,本人亦忝为党的积极分子之列,受到表扬。第二天,动员整顿。领导动员之后,要大家表态。一位天天背着粪筐上班、一路拾粪交公的教师首先发言,表示要响应领导的号召,认真总结、认真整顿。接着,我站起来说了,我说的大概意思是,学校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源在领导,学校领导首先应该做自我批评,而不应当讳疾忌医。我说,华佗说曹操有病,病在脑袋里,要拿刀切开脑袋,把虫子拿出来,曹操不愿意,把华佗杀了,曹操讳疾忌医,结果送了自己的命。我只顾自己痛快,数说领导的不是,把前些天他们批判小王时压下的愤懑之气都发了出来,一下子说了二十来分钟。别人后来跟我说,在我说话停顿的时候,如有一根针掉在地下,其声音都能听得到。据说,那位领导脸色铁青,与矿文教组长交流了些什么,不过我完全没有注意,照样夸夸其谈。我说完,据说有好几位教师被我的演说鼓动得蠢蠢欲动,也想发言。不过,还是领导有政治经验,立刻宣布散会。
第三天,临开会前,那位领导对我说,有一个教改计划,让我看一看,改一改,不必参加整顿会议了。结果,他在那边的大会上对我进行了缺席批判,说我的讲话是反党、反工人宣传队,要大家与我划清界限。一个党的积极分子,立刻成了反党分子。由于是缺席批判,并不给我申辩的机会。在以后的几天里,都没有让我参加所谓整顿的会议,任他们背对背的批判。在背靠背的情况下总有附和领导、说些不好听的。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正面与我谈,说我哪里有问题。只是矿文教组长找我谈了一次,问我对学校领导的意见。最后,他们到底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还是干我的活。我估计背后还是有人帮我说了话。
开春以后,批林批孔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了。在全矿的批判大会上,学校领导即那位主任在发言中说:在我们学校,也有人“攻击法家人物曹操”,说要像华佗对待曹操那样,抡起大斧恶狠狠的砍向工人宣传队的脑袋云云。
我想调离那里,却没有学校当局认为合适的“理由”。我最不善外交,上面又没有“人”。我只能在那里,既要卖命的干活,又永远不可能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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