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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当代的“国风”
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汉字。按照小学自然课上学到的知识,我们知道了风就是空气的流动。我们的祖先就把风的这种流动性与人类社会中集体行为的流动性联系起来了。如今的词,风气、风俗、风尚、风情等等都说的是社会集体的某些作为。流行歌曲也是社会风尚的一个表示,古今都是如此。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会专门派几个人,到民间去收集流行歌曲,以了解民间的风尚,称为采风。春秋以前的这些风,经过孔夫子的整理,都放到了后人称为《诗经》的集子里,被称为“风”,由于是按当时的诸侯国别编辑的,后人也称之为“国风”。
我眼前的这本书,也是说风的,名叫《上海穿堂风》。上海文化出版社今年刚刚出版的,当然不是说自然界的风。穿堂风本来也是指自然界的风。在中国人传统的房舍里,堂是最正式、最重要的房舍。老爷的衙门,前面有大堂,后面有二堂。再往里是老爷的住宅,里面还有内堂,连更后面小姐的闺房也称堂楼。我们小老百姓家里也都有待客和日常活动的客堂。这些“堂”都是前后有门的,风可以从堂楼、内堂、二堂,大堂穿堂而过,一直刮倒门口,穿过大街,穿过边上的“弄堂”,也穿过小户人家的客堂……如果风也有眼睛,也有耳朵,那么,它将看到听到发生在这所城市发生的一切。那么,这本《上海穿堂风》说的正是上海的风情、风物和风景,换句话说,说的是上海的文化。
在我国有自己文化特点的大城市中,上海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的急剧发达开始,到如今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从洋人开埠,到民国时期,写上海风俗、风情的书不计其数。可是,写现代风情也就是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风情而且写得好的真不多。
《上海穿堂风》的作者畸笔叟,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记者郑健。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从1984年至今一直在上海的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对于196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各阶层的生活都有细致、深入的了解。他又是媒体人,对于形成这些上海风俗、风情背后的原因有独特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这可能是本书与其他浮皮潦草地写些现象的书籍的不同之处。
写外滩情人墙就是一个例子。
所谓“外滩情人墙”是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中期,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外滩堤坝墙。每天下班以后,谈恋爱的年轻人一对挨着一对地趴在墙上,似乎都在看着外面的江景,人们美其名曰外滩情人墙。
这样的名称,听上去是很浪漫的。作者在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四年前,上海办世博会,为此,将外滩的堤坝又重修了一番。
于是,央视又懵懵懂懂地来凑热闹,派记者在外滩现场报道“情人墙”,大谈其浪漫。
什么浪漫,说凄美还差不多。
唉,情人墙啊情人墙,里面有太多上海人的无奈。”
为什么说情人墙是上海人的无奈?作者是这样交代情人墙的:
“所谓情人墙只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延安东路外滩,全长大约1200米不到一点。
就是这么一段粗糙不堪的水泥防汛墙,曾经同时趴过将近800对情侣。”
“情人墙不是世博会,是没有预约的。
所以必须早到。
但到得太早也会很傻,天还没黑,光秃秃这么一对,很突兀地趴在那里,既显得急吼吼,又无法进入状态,只觉得有一千双眼睛在看着,如芒在背。
黄昏时分,江堤上恋人越集越多,大家都挨着防汛墙走,却不停下来。
一俟天色暗到某种程度,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靠上去,趴定——那情形有点像那个抢凳子的游戏。
大概也就是五六分钟的光景,1200米防汛墙就能迅速趴满,没趴成的明晚请早。
也可以等,但很吃力,一般是不会有人让的。
偶尔也会有,突然肚皮痛,或者吵相骂了,或者衣服穿少了,江风一刮吃不消了。
但只要有人退出,五秒钟内绝对有人就顶上,就五秒钟。
盖因‘情人墙’背后还有强大的‘情人流’!
至少要到九点以后,才不那么紧张.”
情人墙起于1970年代后期,为什么在这之前并不兴盛呢?作者答道:
文革还没结束。
虽然文革期间没有明令禁止谈恋爱,但“花前月下”无论如何不够革命,绝对是要挨批评的“资产阶级情调”。
更要命的是,文革中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很敬业很敬业,晚上巡逻从来不打瞌睡。
而且眼睛专门朝“幺二角落”里“瞄法瞄法”,看到恋爱中男女有“不轨”行为,是绝对要出声加以阻止的。
如你正趴在外滩那段墙上看黄浦江,一边很投入地窃窃私语,一边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炒腰花”(搂着情人的腰——博主注),那绝对用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听到一个低沉的男次中音:
“喂喂喂,侬一只手勒做啥?自家注意点晓得伐。”
公园里,绿化带里亦然。无分白天黑夜。
这就要算人家是在文明执法了。
还有更下作的。
他从背后走近你们,也不言语,就在离你一尺的地方停下,眼睛看着你们的后脑勺。
这个竟还被叫做“看侬自觉”!
你在情话绵绵中突然感到脖子后面有热气,猛回头,一只陌生面孔,岂不要三魂吓掉二魂,六魄只剩四魄。
然后,他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走开。
你若争辩,他是能以流氓罪将你拉到附近派出所里去的。”
情人们为什么要到情人墙那里去?作者作了这样的分析:
当年唯一的娱乐场所是电影院,全上海所有电影院一个月就放这么四五部电影,其中新电影最多一部,翻译片也最多一部。
再说,看电影在当年还是件挺奢侈的事情呢。
夜场电影票要两角或两角五一张,还不一定弄得到。
看完电影出来,总归要吃点夜点心吧,一碗酒酿圆子或者小馄饨也要八分或一角,开心起来再来一客春卷一角二,开销就上去了。
送女朋友回去还要电车票,这样加加弄弄,要块把钱呢。
那时的月工资是一律36元,在厂里食堂搭伙要12元,吃三顿。中饭照牌头,有时来不及了总要吃吃早饭什么的,晚上还要带些馒头花卷回去。
为了结婚的开销,至少一个月要存出15元吧,有的朋友更辣手,存20元伊讲。
女孩子一般都存20元,她们胃口小,其他也省。
男生本来剩下的零花钱就这么几块洋钿,断命还要吃香烟唻。
所以,一个月最多看两次电影了。
但谈恋爱谈得闹猛的时候,一个礼拜碰头四次不算多的呀。
不看电影怎么办?只有“荡马路”了。
那么,家里为什么不能去呢?作者说道:
这就说到了外滩情人墙成因里的最痛处了。
那时候的上海人家,夜里来个客人,坐都无处坐啊。
直到1980年,上海官方的住房困难户的标准还是人均 2平方米以下。
作者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上海刮台风,我被派到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第九人民医院附近)采访。
五里桥是上海的著名棚户区,一下暴雨就涨水。我被要求去了解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好预案安置居民的。
久病成良医。街道里早就熟门熟路了。
一听到台风警报,就先撤空附近的小学校(学校的地基一般比较高,不易进水),准备些草席蚊香蒲扇(好在是夏天),派人值好班就可以了。
一旦涨水,就挨家挨户通知大家去学校临时过渡。
幸好那次雨量并不大,于是我有机会跟街道的人聊天。
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总而言之,这棚户区实在没法住下去了。
低矮的木头屋檐下走电线,一下暴雨,就蓝光闪闪,啪啪作响,实在吓人。
这一点,那天雨最大的时候,我在他们带领下去实地看过,完全属实。
还有。
家家户户的床脚柜脚下都起码垫上两块到三块一寸厚的陆砖。尽管如此,床脚柜脚还都是烂掉半边的。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告诉我,这里如果着火,是没有人自救也没有人打119的。
很多人家都事先准备好一个小包,里面放着户口本、工作证(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存折等要紧家什,以及很少的金银细软,只要一听到着火了,就夹着这小包冲出来。
然后站在马路当中看自己的房子被烧,嘴里还要喊呢:
“烧吧,烧吧,烧得光光的,看政府给不给我们分配新公房!”
市民们盼房心切,竟一至于此,听了不禁悲从中来。
相比之下,所谓的蜗居、蚁居都不值一提了。
我回来以后,连内参都不敢写。
我怕写了以后,不但那里的住房条件依然得不到改善,还可能会有人受到调查盘问训诫并长期穿小鞋。
这样的人家,孩子大了,谈恋爱了,还能到哪里去?
只有到外滩去用血肉筑成一道浪漫的情人墙了。
情人们趴在情人墙上能够看到些什么?作者写道:
至于江景,对面浦东除了棚户就是荒滩,晚上没有灯火,死一般寂静,也没什么可看的。
到1980年代,老在情人们眼前晃的唯一亮点是对岸“SANYO”的霓虹灯广告牌。
单调之极,何浪漫之有。
而浦西江边则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趸船,目光所及,一片凌乱不堪。
有轮渡的、有海事的、有航道的、有港务的、有长江航运的、有内河航运的、有客运的、还有环卫的——
新开河那里的粪码头一直用到1990年代初才寿终正寝,以前去那里乘55路是要捏牢鼻头的。
哦,对了,还有一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苏州河与黄浦江水质最不好的时段。
苏州河的黑臭日最多达到每年150天,黄浦江也有几十天,且多发于夏天。
趴在那里挨熏啊,何浪漫之有。”
作者也交代了情人墙的式微:
1984年以后,虽然还有人来此谈恋爱,已经不是盛况空前了。
原因很简单,那几年,大街小巷里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舞厅、咖啡馆和音乐茶室,并迅速成为恋人们的新去处。
费用也不贵,舞厅茶室里,一杯茶三元两元的,咖啡么也最多五块洋钿。
于是,“荡马路”很快就式微了,不再是谈恋爱的主要方式了。
我补充一句,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就开始于1984年。
作者写的是情人墙,但实际上写出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历史时期上海人生活中的多个方面。
同样,在《睡衣是怎么上大街》一文中,作者写出了穿睡衣上大街的前前后后,写出了这些年来人们衣着的变化以及它背后的经济、文化背景。
淮海路是上海最著名、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作者生在、长在淮海路,熟悉淮海路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写的《这一段淮海路》和《那一段淮海路》饱含了他对淮海路变迁的特殊感情,
到“牛奶棚”吃奶制品曾经是1980年代上海滩的年轻人最时髦的事情,但是,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曾经极其时髦的风尚会被新的时髦、新的流行风尚所代替。这样的风刮了一阵又一阵,曾经的时髦会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而很多细节竟然难以考证。在《牛奶棚杂忆》中,作者向我们记述了这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风尚的前前后后。
在《上海穿堂风》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十多篇这样优美的散文向我们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的风情、风景、风韵、风味、风怀和风物。作者是亲历者,所以他可以写得这样生动、真实。作者又是一名有思想的资深记者,他熟悉社会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了解事件左左右右的联系,所以,他能够写得这样深刻。
《诗经》中的“国风”的不朽的、伟大的,它反映了古代的那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伟大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们重视发扬“中华文化”,这是正确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重视自己的文化,这才有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但是,我们不但要重视古代文化、古代历史,某种程度上,应当更重视当代的文化、当代的历史,可是,我们往往恰恰忽视这些当代的文化和历史。几十年前的事情,在很多人那里以及在容易见到的文字上已经是一片空白,甚至颠倒黑白。我们需要当代的“国风”,我们的时代需要“国风”那样不朽的伟大著作。《上海穿堂风》能不能算作这样伟大著作的组成部分?
我和作者畸笔叟先生没有见过面,只是在博客上相互交流,我欣赏他的文笔和才华。套用钱钟书先生的比喻,我没有见过这只母鸡,只欣赏并享受着它所下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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