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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和翻译】全球变暖责任分配:自然债务指数

已有 3820 次阅读 2015-5-25 17:46 |个人分类:碳排放|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气候变化, 碳减排, 自然债务指数, 人均累积排放

今年年底讨论碳排放的巴黎会议十分重要,将会引起一个讨论高潮。

我因为前几年给留学生上有关气候变化的课,收集过一些数据资料,画图,2011年也发表相关博文在科学网上。有一个问题涉及“人均累积碳排放”。针对媒体反应强烈的状况,查找了这个概念的出处。我找到的最早的是一位美国科学家Kirk R. Smith在1991年和1996年发表的文章。他用“人均自然债务指数”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因此2011年12月26日写博文简单介绍了人均累积碳排放和然债务指数”。

为准备下半年可能发生的争论高潮,谨此贴上我翻译的Smith1991年发的文章,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介绍“人均累积碳排放”的可取计算方法,并说明其实美国科学家早就提出来了。并非中国人为“私利”“发明”的。

原文在这里:

ND_Ambio_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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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 R. Smith 1991: 

全球变暖责任分配:自然债务指数

Allocating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Warming: The Natural Debt Index

 

AMBIO 20(2), 95-96

 

当前大气层温室气体(GG)浓度的上升趋势引起了至少三个重要问题:

1.  如果必须做些事来改变这一趋势,何时做,做多少?

2.  应当采纳什么项目,在哪里实施?

3.  谁来付出(负责)?

 

回答上述每一个问题,都要求科学、工程、经济和政策的各种综合性研究。重要的是要开发既反映真实世界,又形式简单且易于理解,因此具有政策可操作性的计量指标。困惑则产生于未能仔细解释采用指标的含义,特别是回答要做什么和在哪里做的问题二的指标,以及回答应当由谁来负责的问题三的指标。

 

关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多数按国家或按国家群的当前排放强度的大小来讨论,例如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下一步常是比较未来相对排放强度的变化,目的是发现化石燃料应用预测将高增长,从而最具有潜力减排的地方[1]。虽然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但对于第三个问题就不合适了。

 

首先,这样的讨论突出了因为历史原因或当前分类法被归于人口庞大的国家或国家群。这种讨论方法也许适合于选择哪些政府在实施能源转换或能效提高后能取得最大的效果,但对于追溯发生今天情况的责任是没有用的。这样讨论的效果如同累进税,说印度应当缴纳比丹麦高的税率,因为印度全国的总收入比丹麦高三倍多,所以应当从富裕的相对程度来比较。讨论对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时,应用人均排放强度因此按国家排放强度的准确程度高得多。举一个极端例子:按国家排放强度是说,新加坡的三百万人口可以排放相当于中国十一亿人口的总排放量。应当说,按人均排放强度来讨论并不否认任何在中国成功实行的减排工作要比新加坡类似工作在全球的影响大得多。

 

按国家讨论的第二个弊病来自于强调了在世界某些地方出现排放强度的高增长率。但大气层并不直接受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影响的是绝对量。举例说明:按国家讨论,1986年孟加拉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12%就会比当年增长仅6%的瑞士具有更大责任。但实际上1986年瑞士绝对排放量比孟加拉国多90%[2]。以人均排放量计算,瑞士人均排放量是孟加拉人的30倍(瑞士每人97公斤,孟加拉每人3公斤)。实际上,即使保持零增长率,瑞士排放温室气体的影响仍然会保持多年比孟加拉的影响大。例如瑞士排放强度零增长,孟加拉排放强度年增长5%,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排放强度达到相当需要80多年的发展。这又一次说明,排放强度增长率在选择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中是有用的(问题二),因为和改变已有状况相比,控制和减少未来的排放增长比较容易和经济,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回答责任问题(问题三)。

 

正如温室气体的作用及其在大气层存留时间所表明的那样[3],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变暖是因为地球暴露于这些气体之中造成的后果,但瞬时排放强度关于变暖的作用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表明,当前情况下讨论各国的责任最好是比较按时间积累的历史总排放量,并把各种温室气体的大气层存留时间和辐射强迫影响都计算在内。这就提供了一个比以某时排放强度或增长速率来确定责任大小更好的计量方法。

 

具体说来,这个计量方法需要各个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以及这些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变化速率。但作为一种近似,可以把在最重要的产生源化石能源燃烧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二氧化碳,按最重要的历史时期,190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还没有被自然过程去除),进行累加。例如,美国当前在世的每一位公民,分摊美国历史上累计的排放,而且以二氧化碳形式继续存在在大气层的碳量约为260吨,而印度人相应地只有6[4]

 

这一现存二氧化碳量就是我们可称之为“自然债务”的一部分。自然债务是因为人类消费自然资源的速度高于自然界能够再生这些资源的速度产生的。在全球变暖问题中,这部分自然债务来自于排放温室气体到大气层中的速度高于能够自然去除的速度。如同“国家债务”,全球变暖中的自然债务问题就是我们为了为了保持高速度经济发展,向未来借用了债务,这里是借用了自然界未来的对温室气体的同化能力。这些债务使我们能够以比不断偿还控制费用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然而,也和国家债务类似,当这个自然债务不断增长,在将来的某一时间,自然界将发生严重的反弹事件。

 

美国看来将为全球自然债务的1/3负责任,主要因为美国从本世纪早期开始就大量使用了化石能源。因此,今日每个美国人应当平均承担的这一自然碳债务,要比世界上其他人平均承担的债务超过10倍。美国成就了全球最强的经济体,但这样做的时候也借贷了最大的自然债务。

 

比较一下美国和印度排放量的相对增长:如果美国人均排放量保持目前情况不变(每年每人5.2吨),而印度将保持以当前速率增长(在目前每年每人0.22吨基础上以4.6%速率增长),则印度将在2024年达到每人每年排放 1吨的水平。这一美国人在1900年以前已经达到的中等排放强度,和较好的技术和可替代能源一起,可能达到足以满足印度人的某种最低需要的程度。在这35年内,印度人均碳排放量将因此翻4倍,而美国的自然债务将只增加70%。但从全球变暖出发点看,美国人的自然债务因此从260吨到440吨,增加量是印度人从624吨的10倍!正是这些绝对量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并且最好地说明了其全球影响。因此,自然债务(人均累积现存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回答问题三的最好指数。然而,虽然发达国家的自然债务最高,并不意味着最好的初始减缓项目应当选在发达国家(问题二)。森林再生是其中一个明显例子,可能是既经济又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项目。我们需要开展全球性可释放自然债务项目的调查,因此来比较其费用和边际影响。从而通过适当的国际安排,不论在什么地方,可以首先资助那些最好的项目。

 

以当前排放量为指标而不是累积现存排放量为指标来讨论问题三,有另一个隐藏的假设:当前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的累积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盖板,我们不可能达到低于它的累积量,可以指望的是减少将来的排放量,以达到较少的,但仍使全球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排放量。虽然很遗憾地这可能是真的,但该假设并没有被认真论证过。

 

首先,即使这个假设属实,也会导致回答问题二和三采用适当指标的混淆。关于债务的责任并不会因为负债者现在不偿还而减少,反而会在其最近将来增加。

 

进而言之,象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有可能减少其自然债务的。控制自然债务的开端将从控制每年的借贷开始。例如,美国国务院应当建立一个新的Gramm-Rudman法令,旨在减少这个国家借贷自然债务。其次,美国应当能支持其他国家的项目,以减少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

 

为减少累积自然债务以及每年发生的亏空,应当设立相当数量的工程项目。为减少过去的自然债务,目前最实际的项目看来是栽种树木。例如有初步研究表明,从在大型植树或森林再生项目中,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层去除每磅碳的起始费用仅有约 1美分(每吨20美元)。这一计算没有考虑碳的自然衰减,即今天栽种的树木在50年后固定的碳,被认为和第二年固定的碳相同[5-7]

 

在这方面的费用,美国从1900年以来累积的自然债务(约700亿吨~70billion tons)的经济价值约为15千亿美元(1.5 trillion dolars)(约每位美国公民6000美元)。事实上,要偿还这一自然债务的费用还要高许多,因为象规模化种树这类项目将很快失去最好和最经济地点的可选择性。到时候,美国相当部分自然债务偿还时,从大气层中去除 1磅碳的费用将会高得多。而且,将会有不可思议地巨大的用地面积或生物质会被要求收获和去除。正像美国国家债务(约 3万亿美元)那样,全部偿还自然债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费用只是估算,但已经给出了一个关于化石燃料二氧化碳部分自然债务尺度的了解。当然,还有其他二氧化碳排放源和其他温室气体(特征衰减时间和温室效应强迫各不相同)和其他计算方法。排放量也还可以按收入和地理位置进一步分解。总的自然债务也会比仅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大得多。

 

偿还相当份量的自然债务可能不容易,但不能因此放弃偿还。也许这才是以可持续形式满足所有人群基本需要的唯一路径。

 

不论偿付所有过去的自然债务是否可行,基本出发点保持不变。绝大部分国家的当前经济状态部分地是通过借贷自然债务达到的,所以,应用指标来分配应当作什么的责任仅有的公平做法是,该指标要能表明按照借贷自然债务的同样比例来分配。

 

参考文献:

1.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989. Policy Options for Stabiliz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Executive Summay, Washington, DC.

2.  Marland, G., Voden, T., Griffin, R., Huang, S., Kanciruk, P. and Nelson, T. 1989. Estimates of CO2 Emissions, ORNL/CDIAC 25, Oak Ridge National Lab. Oak Ridge

3.  Smith K. R. and Abuja, D. 1990, Towards a greenhouse equivalence index: The totatal exposure analogy, Climate Change 17, 1-7

4.  Cumulative surviving aggregate by country, rather than per capita, have been previously suggested as an index of responsibility, e.g., Kellogg, W. W. and Schware, R. 1981,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5.  This illustrative cost per kilogram was derived from the costs of planting enough forest to sequester a kilogram per year, In Dudek, D. 1988, Offsetting New CO2 Emission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New York

6.  Marland, G., 1988. The Prospect of Solving the CO2 Problem Through Global Reforestation, DOE/NBB-0082. Oak Ridge National Lab. Oak Ridge

7.  Sedjo, R. 1989, Forests: A tool to moderate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 31, 14

8.  First submitted November 15, 1989, accepted after revision January 11,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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