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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鸥——从戈壁滩到渤海湾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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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
日前，2012年IUCN物种红色名录对一些物种的保护级别调整开始征求意见。有人提出将遗鸥从目前Vunerable(易危)降为Near threatened (近危)，我完全持反对意见。特别是最近中国东部沿海滩涂面积的减少，对于在这个地区迁徙和越冬的水鸟都是很大的危险。最后在大家的努力，遗鸥仍然保持目前的保护级别。希望更多人特别是中国政府能关注黑嘴端凤头燕鸥，勺嘴鹬，黑脸琵鹭，卷羽鹈鹕这四大旗舰物种，还有遗鸥，黑嘴鸥，小青脚鹬等一批受胁水鸟，承担起保护这些濒危物种栖息地责任，因为东亚的滩涂湿地是它们的生命线。
下文是载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8年11期的一篇文章。但是编辑修改前的版本，其实我觉得更加圆润，特别是每节的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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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鸥鸟，被命名也只有70余年，人类真正认识它还不到30年。命名者或许带有相识恨晚的愧意而为它取名作“遗鸥”（Larus relictus），意为遗落之鸥，这是目前为止被科学界认知时间最晚的一种鸥类。在遗鸥那黑白色的朴素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道的故事：从遗鸥被发现的那一天起，身世之谜，繁殖地之谜，越冬地之谜等诸多谜团，围绕在它的周围。遗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从亚欧大陆腹地的戈壁深处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
隆伯格之憾
2006年10月的一天，距离中国万里之外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已经进入深秋。我走进了瑞典自然博物馆的大门，绕过宽敞的外展区，主人把我带进了地下一层的标本储藏室。贮藏室昏暗、干燥，好像一个大仓库。这里的标本并不对外展出，而是供科研人员研究之用。所有标本静静地躺在一排排柜子的某个抽屉了。在房间尽头的那个柜子，显得比其他柜子更加精致，因为那里存放着一些模式标本（所谓模式标本，就是科学家描述新物种时所依据的那个标本，它规定了该物种形态特征的“标准”，严格的说只有一件，因此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主人打开柜子后，轻轻拉开一个抽屉。当一只黑白两色的鸟类也徐徐地露出全貌后，我有些释然地叹了一口气，没错，是它，黑色的头罩，白色的眼圈，暗红色的喙和双脚。遗鸥，在这个时空里，我们又重逢了！我仔细端详着这个标本的标签：“1929年4月24日，采集人：Söderborn，采集地：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葱多尔（Tsondol）。”77年前的春天，在弱水河流域一个“红柳茂盛的地方”（葱多尔的蒙语含意），遗鸥首次向人类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它戏剧性的身世争议便开始了
1931年，时任瑞典自然博物馆馆长的动物学家隆伯格（Ejnar Lönnberg）撰文记述了在额济纳旗采到的一些鸟类标本，对于这只来自亚洲大陆腹地的鸥，他仅寥寥数笔指出是已经被命名的黑头鸥 （地中海鸥）的一个东方地理种群。或许是隆伯格在仔细观察和思考后，隐约觉得这只鸥是否意味着一个尚未为科学界所认知的新种类，同时他又觉得以一只标本来下结论过于草率。他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另撰文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稍显犹豫又隐晦地使用了Larus relictus的学名，意为“遗落之鸥”。遗鸥至此开始为科学界所认知。
命名仅仅是个开始，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承认“遗鸥”这个物种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国际鸟类学界对遗鸥的身世众说纷纭。这种分类争议的焦点是：遗鸥到底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还是从属于其它物种？一些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它是另一种在亚洲腹地繁殖的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的一个色型或者是渔鸥 (Larus ichthyaetus) 与棕头鸥杂交的产物。是什么原因使得历史再次跟遗鸥开了个玩笑呢？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物种应该是可以互相随机交配产生可育后代的个体集合，而这些个体和其它物种的个体之间存在生殖隔离。而如何在自然条件下证实生殖隔离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界的难题。其次，那个时代的分类学，还是以形态特征为主要鉴别依据的。很多鸥类的体羽均为银白色，在繁殖期具有黑色的头罩，形态差别极小，因此很难区分。显然，“生殖隔离与否”成为判断未知种类和已知种类间的关系上是充分必要条件。但遗鸥标本和生态资料的缺乏使这一疑问继续悬而未决。
时间一晃又过了40多年，事情终于在1971年出现了转机, 前苏联鸟类学家Auezov在现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拉湖 (Alakol Lake) 发现了遗鸥的一个小规模独立繁殖群。随后，Auezov 根据对阿拉湖遗鸥繁殖群体多年的野外研究和跟踪报道，证明了它们与棕头鸥共居一岛，却彼此“相安无事”，他的发现成了遗鸥与棕头鸥之间“生殖隔离”的铁证。换句话说，遗鸥如果是棕头鸥的色型或者棕头鸥与渔鸥的杂交产物，同处一岛的两种鸥类应该可以相互繁殖，甚至产生多种过渡形态的后代来。可以说，这个证据彻底揭开了遗鸥的身世之谜，Larus relictus终于可以一个有效、独立的物种示人。
这个标本让我再次回顾了遗鸥曲折的身世。由于遗鸥标本是瑞典自然博物馆少有的几件模式标本，自然是“镇馆之宝”。出于保护原因，我不能过久地观看。但我仍然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主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看到遗鸥模式标本的中国人。出了标本储藏室，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两旁是瑞典自然博物馆历任馆长的画像。我驻足于隆伯格的肖像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模样，这个满头银发的中年学者正凝神思考。发现并命名一个物种是一个生物学者无尚的光荣。隆伯格在当时仅凭形态特征就能觉到遗鸥的独立分类地位，已经足够使他载入史册。不过他没能亲自追源逐本，解开他自己设置的谜题，或许是他的一个遗憾。但这个谜题最终在长时间的争论和考证中被圆满地求解，实则是科学的幸事。
遗落之鸥
一个独立的物种应该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特征，因为物种是以种群的形式生活在地球上，因而必须占据着一定的地理分布区，在此区域内生存和繁衍后代。具体点说，根据标本采集地，繁殖地或者越冬地，每一物种应该能在地图上标画出对应的分布区。尽管身世之谜已尘埃落定，世界上的遗鸥都分布在哪里？这种鸟究竟有多少只？这些问题仍扑朔迷离，激发起新一轮的探索热情。遗落之鸥，有时你不得不佩服命名者的创意，时至80年代，这种鸟仍然如同其名字一样，始终游离在鸟类学家的视野之外。
当鸟类学家把广袤的荒漠戈壁视为搜索的重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弱水的再次成为了焦点。这个遗鸥的“模式标本”产地，由于上游的水利开发，弱水河已经断流，水没了，也就没有了遗鸥生存的环境，线索既而中断。
1953年，一家葛姓的蒙古族牧民从外乡搬到距成吉思汗陵不太远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苏泊亥，在桃力庙—阿拉善湾海子(简称桃－阿海子)的湖边安了家。春来秋去，这个叫葛明亮的牧民一家早已经熟悉了一种成群结队，“戴着黑头巾，披着白的外罩，长着尖尖翅膀的鸟”，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每年4月底制5月初如期而致，在湖心岛上生儿育女，8月至9月相继离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这个距包头市只有4小时车程的桃—阿海子旁，繁忙的109国道上，车来车往，没有人更多地注意到海子里“珍宝”。这里正承载着一个珍稀鸟类的庞大繁殖种群——这正是鸟类学界苦苦寻觅的遗鸥。
遗落之鸟的寂寞终于在1987年被打破——这一年，内蒙古野生动物资源考察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 （现鄂尔多斯市）采集到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遗鸥标本。随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荫荪、何芬奇等专家率领的考察队，于1990年在伊克昭盟苏泊亥的桃－阿海子湖心岛发现了遗鸥的繁殖群，那次考察共统计到多达581个繁殖巢。这一重大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鸟类学界。之后，鸟类学家开始每年造访这个全球最大的遗鸥繁殖地，有关遗鸥的生态、种群生物学等系统研究工作陆续开展。遗鸥的发现改变了桃—阿海子和老葛一家。从那时起，桃—阿海子成为保护区，从省级升到国家级，还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葛明亮一家人担任起业余巡湖员。每年4-11月，老葛一家耐心劝说人们不要到海子附近打猎、进海子捕鱼、上湖心岛拣鸟蛋，使得鸥有了安全的繁殖环境。这里的遗鸥也在人们的关心和呵护下，种群日益壮大。1998年，有3600对遗鸥上岛繁殖，超过了当时已知世界种群的60%。
潮起潮落
繁殖地发现了，但遗鸥的迁徒路线和越冬地还一直困拢着鸟类学家，直到新千年之后，这个最后的遗鸥之谜才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家就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大沽采到过遗鸥标本，很可能是继隆贝格之后的第二批标本。但是当时遗鸥的分类地位并不明朗，我国动物学家寿振黄先生在其巨著《河北鸟类志》中将天津的鸟类认为是棕头鸥，现在看来书中的插图却清晰地描绘出遗鸥头部的主要特征。直到80年末，这批标本的真实身份才被英国观鸟者马丁·威廉斯博士(Martin Williams)更正过来。
鄂尔多斯繁殖地的发现，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遗鸥的深入研究的兴趣。科学家给繁殖地的遗鸥幼鸟佩戴上金属环，就是为了回答“它们冬天去哪里”的问题。对于遗鸥野外辨别知识的改进鼓励着一批批观鸟者不懈地用望远镜搜索着成群的鸥鸟，寻找着终极答案。这些努力带来了“遍地开花”的收获：河北北戴河出现遗鸥，江苏盐城有遗鸥集群，遗鸥还到了香港、日本、韩国。环志的遗鸥甚至被发现飞到了我国云南、越南甚至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不过这些令人振奋的发现还不足以揭示遗鸥迁徙和越冬的规律，因为绝大多数记录均是单一或者少数个体的个案，抑或只是一些幼鸟。那么大群的成年遗鸥去哪里了？是飘洋过海到了日韩？还是偏安于我国东南沿海一隅，抑或是温暖的印度洋，甚至向西飞抵里海、地中海？我们最终还是把视线投回我国东部的那片海，这也使得遗鸥和我之间产生了交集。
2003年的3月底，我和导师北师大张正旺教授一行人在天津汉沽海滨考察鸟类。我们到达了一个叫蛏头沽的小渔村。此时海堤外正处与退潮时分，裸露的泥滩吸引来数千鸟儿前来觅食，而这其中的优势物种是一种带着黑头罩的鸥类。渤海湾的鸥类有很多种，这样大规模的集群有可能是普通的红嘴鸥或者银鸥。当我们支好高倍望远镜开始认真端详后，才发现这些鸥类不同寻常的身份：有些个体已经换上了繁殖羽，那乌黑的头罩配上深红的双脚，对比附近的红嘴鸥，它们的形态和动作显得矜持而优雅，这不就是珍贵的遗鸥吗？我们赶紧拿起手中的计数器，逐一清点它们的数量。好家伙，足足有1600多只。这个数字显然是当时有记载的迁徙种群的最大数量。那么这些个体会不会就在附近越冬呢？在之后我们开始对渤海湾越冬的遗鸥展开系统的调查和监测，遗鸥在这个地区的数目记录接着被逐一打破，2000只，3000只，最后到了8000只，且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个体，数字上吻合了鄂尔多斯的繁殖数量。每年9月，大群的遗鸥开始迁来，冬季渤海湾并不是完全封冻，遗鸥就偏好在的潮间带活动、觅食，有的时候你可以站在和它们十分接近的地方进行观察，也帮助我们确认了很多例带有环志的个体，它们毫无例外的来自于鄂尔多斯高原的繁殖种群。中国的观鸟者的数量近些年飞速增长，多了千百双眼睛就使得发现遗鸥不再困难。自内蒙古和陕西北部的繁殖地出发，沿着张家口，北京西北部，到辽宁旅顺、河北北戴河、唐山、天津沿海，河北沧州、山东莱州、东营、青岛，江苏盐城、上海崇明、浙江宁波、福建闽江口均有遗鸥的踪迹。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勾勒出一条自中国中北部、沿华北北部、抵渤海湾的遗鸥迁徙路线。以渤海湾东南部沿岸滩涂为中心，向北部，向黄海、东海辐射的越冬种群分布模式业已清晰明朗。大部分遗鸥群体没有跨越青藏高原到印度洋越冬，而是选择了这条最为经济的、几乎正东正西的迁徙路径，在这个区域里几乎分布着全球90%的种群，堪称世界遗鸥的生命线。
明日之后
历经数十载，围绕着遗鸥的身世、分布的讨论似乎可以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听到了各种的假说和佐证，看到了为了揭开谜底所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正是得益于探究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谜题。由历史和昨天矗立起来的里程碑，也许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个昭示明天的起点。关于遗鸥的话题将和关心它们的我们仍旧相伴前行。
如果把我们的视角再次拉回到80年前的戈壁滩，以此为起点开始下溯人类对于遗落之鸥的认识史？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不起眼的物种有着那么多曲折的“遭遇”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遗鸥那看似独特的进化历史。鸥类的祖先起源与环北极圈大洋中的陆地，并开始逐渐向大陆的内部入侵、辐射。上百至数十万年的过程使得鸥类家族演化出现代不同的种类。但是鸥类形态上的特征使它们最适于在海洋和湖泊中生活。现代的遗鸥形态上与前文提到过的棕头鸥、红嘴鸥、渔鸥、地中海鸥相似，它们都属于繁殖期有“黑头罩”的一族，演化上很有可能来自同一祖先。遗鸥的近亲们不是选择在水草丰美的大湖中的岛屿繁殖就是在广袤海洋的岩岸上。水、食物、巢址等生存、繁衍基本条件都相对丰富。不知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还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遗鸥的祖先把自己的家园选在了干旱的荒漠戈壁中，它们的巢址是戈壁绿洲的湖心岛。这种干燥的环境决定了水是多么宝贵的资源，绿洲在大漠里并不时随处可见的，可能是短暂的、分散的、孤立的，这自然制约了遗鸥的分布和种群的壮大。遗鸥现在繁殖地的分布格局好像也印证这一点，遗鸥存在着哈萨克斯坦阿拉湖和巴尔喀什湖的中亚种群；蒙古高原中、西部至南戈壁的戈壁种群；中、俄、蒙三国远东交界处的远东种群；以及在我国陕西北部和内蒙中南部的鄂尔多斯种群。从另一个角度讲，湖心岛是把“双刃剑”，水太多，湖心岛的面积就小甚至消失，无法提供足够的潮位；反之，绿洲中之所以出现湖心岛供遗鸥繁殖，就是因为水份蒸发暴露出陆地，那么如果水分长期的补给少于蒸发的，湖心岛可能会与了陆地相连变成半岛，丧失繁殖地的作用。上述因素均可以制约遗鸥的数量迫使甚至葱多尔它们迁离并重新选择适宜居所。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回味，早在1929年Söderborn考察之前的数十年，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Prewalski）和柯兹洛夫（Kozlov）曾深入额济纳地区进行考察甚至到过葱多尔。他们曾在中国西部采集过大量动植物新种，却唯独没有遗鸥。在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由于尚不具备理想的繁殖地，遗鸥在那个时候尚未入侵并定居额济纳， 近五年来鄂尔多斯繁殖种群的主体由桃－阿海子转移到陕西红碱淖尔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戈壁中栖息地的周期性改变造成了遗鸥飘忽不定的分布。生活环境决定了遗鸥在茫茫大漠中像游牧民族一样选择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我们暂时姑且不去断言遗鸥对于亚洲大陆腹地干旱地区的入侵是否成功，但的确可以说它们是鸥类里比较独特的生存对策。既然在此生存，就要体现出对恶劣环境的适应。遗鸥的繁殖数量在局部区域显示出波动和繁殖地的转移，在更大的地理尺度上又相对的稳定：鄂尔多斯种群无疑最为壮大和兴盛，其余种群多为几十或者数百的群体，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和周边国家。我国科学家在桃-阿海子繁殖地的研究发现，每对繁殖遗鸥能够产2-3枚卵，这意味着每个夏天过后，遗鸥的种群数量几乎加倍。对于遗鸥世界种群数量的估计一直保持在10000只左右，我们在越冬地的监测数字亦不能看出种群的显著增长。遗鸥需达到三岁才成熟，可经年新加入繁殖的遗鸥数量并不多。产卵量和种群实际增长的悖象，反映了环境载力和种群动态相互制约的结果。从产卵、孵化、出壳，育雏，幼鸟的迁徙和越冬，每一个环节都有削减未成年遗鸥数量的可能。繁殖、越冬地的天敌、环境变化、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均直接导致遗鸥的繁殖成功率、成年率下降，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遗鸥繁殖地正面临着日益繁盛的旅游项目的干扰。遗鸥的主要越冬地渤海湾存在着同样严酷的生存斗争。这个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开发和利用，深海良港的建造将彻底侵夺掉遗鸥最适宜的越冬环境，沿海工业活动会改变泥滩基地微环境和生物群落，甚至造出严重的污染。这些都是目前遗鸥直面的生存危机。遗鸥繁殖、越冬种群相对集中，是否有近亲繁殖的现象，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自然灾害和疫病对集群是否有风险？都是值得关心遗鸥的人们思考和验证的问题。
造成濒危的原因可能来自于物种本身，如特化的生存方式，亦有外在的原因，比如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这个荒芜大漠中的孤独行者选择了一条“生存苦旅”，或许进化的选择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些年来的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愈演愈烈，正在扮演导致遗鸥受胁的主要角色。遗鸥目前被列为我国I级重点保护动物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级(Vulnerable)物种。春去冬来，这群有着朴素外表的鸟儿依然忙碌地穿梭在东亚的生命线上，明日之后，但愿它们不会被时间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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