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玺
一枚珍贵的奖章 ——回忆彭桓武先生二三事
2019-11-22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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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的展品中,有一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彭桓武先生生前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看到这枚奖章,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彭先生慈祥的面孔与和蔼的笑容。

         彭先生早年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从来不讲自己的功绩,总是强调别人的工作。他说,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主要归功于那些奋斗在科研第一线的年轻人。1978年,彭先生与周光召先生等人一起创立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脱出身来重新从事基础物理学的研究。他说“要还Max BORN一个账”(Max BORN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彭先生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与合作者)。对于彭先生来说,科学研究是一种对物理规律认识的自我完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名利没有任何关系。

        彭先生遵守公家的各项规章制度。有一次,他打电话给研究生办公室,说自己借的院图书馆的几本书快到期了,找刘全慧帮他还了。

         彭先生晚年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但是,他把所有的奖金全部分给了那些曾经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共同工作过的同事们,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

        晚年的彭先生自己买菜,自己学习做饭。中关村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提着菜篮子踯躅而行的身影,他始终没有请保姆照料自己的生活。闲暇时,彭先生喜欢一个人去香山樱桃沟游玩,每次去香山,都乘公共汽车前往,坚决不坐研究所的汽车。他说,“坐小车就不去了。”

         彭先生年轻时留学欧洲,很早就当选为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可是,他对祖国的深厚的感情,对物理学不懈的热爱,对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地对待同事,不计名利,功成身退的生活态度,却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美德。尽管彭先生非常熟悉西方的文化和生活,可是,他晚年从不出国,或者说,他从年轻时回到祖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只有中国的古圣先贤才有的民族气节。

        这枚厚重的奖章,是国家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肯定。它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就像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在新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继承“两弹一星”精神,不忘初心,艰苦奋斗,不畏险阻,把科研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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