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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能源产业发展路线
中央党校超越之路课题组 吴曜圻
安徽省宿州市委党校 解维领
摘要:从技术、经营、政策、行政四个层面论证新能源产业发展路线,探索适合国情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道路。提出了热源优先,为民服务,消费拉动,体制突破四个产业引导重点方向。
关键词:新能源 能源产业 发展路线
引言
新能源产业经过了前段时期以光伏、风电为主的投资狂潮后,进入了低谷,有的企业破产,许多企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中国在新能源项目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拉动传统产业发展的效果不佳,市场价格偏高。新能源产业何去何从?反思中国新能源产业所走过的历程,首要的问题,是发展路线的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一、技术路线,热源还是电源
当前的新能源产业在能源转换技术方面主要有二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一条是以太阳能光热、生物质应用为代表的,优先转热的“热源”路线,另一条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优先转电的“电源”路线。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电源”路线,是建立在将污染大的产业(光伏电池矩阵)置于发展中国家的前提下的,成本太高,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能耗高,污染大,得不偿失。无论是“电源”,还是“热源”,都有诸多难题,都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瓶颈”。要大规模民用,实现社会商业化很不容易。走“电源”这条路线,短期利益较大。然而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跟随西方“电源”路线并不适合国情,必须改变这一路线,尽快转到适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来。
比较热源与电源路线,有如下事实:
(一)、转换效率。热能的转换效率高,使用成本低。以太阳能为例,集热效率可达90%以上,而目前商业化的光伏产品的发电效率在20%以下。
(二)、储能成本。储能可以有效提高能源品质,满足高峰期能源供给的需要。目前铅酸电池储电价格每千瓦时800元左右,锂电3000元以上,而使用常见相变材料储热,价格则要低得多。
(三)、制造基础。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市场。热能产品的原材料是钢铁,玻璃,水泥等,中国通过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制造这些原材料的强大产能。中国在低温端热能产品(太阳能热水器,使用温度在100度以下)应用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具有向高温端热能产品(做饭,取暖,发电等,使用温度在300度以上)发展的动力,市场巨大。
(四)、相互关系。解决了热能问题,就间接解决了“电能”相对紧缺的问题,还能降低能源消费的总成本。能源终端70%至80%是以“热能”的形式消费,直接使用热能,可以减少电能的消费。直接使用热能的成本较低,以空调为例,可降低能耗30%至70%。
(五)、“热器”市场:太阳能高温热源可用于太阳能制盐、海水淡化、太阳能制氢等工业领域,也可用于食品、烟草、餐馆、宾馆、洗浴、医院、学校、商场等企业和场所,提供中高温热源(替代锅炉)、热水和冷、热空调。小型的太阳能高温储热站可满足家庭与单位的烹饪、供热(开)水、供暖气、烘烤等使用要求,替代燃煤、燃气锅炉,比如家庭、单位、哨所、检查站、企业职工宿舍等多种使用单元。并能创新建立一种“太阳能热器”产业,生产相应的配套设备,还可衍生热能炉具、热能烤箱、热能饭煲等产品。
因此,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路线选择上,应优先选择热源路线。
二、经营路线,为民还是为利
企业是产业的基础,目前新能源企业的盈利来源主要有三类,股市融资,工程盈利,政府补贴,少数企业获得暴利的示范作用,引起了许多企业对新能源产业的关注,形成了中国企业投资新能源项目的热潮。2011年中国企业对新能源项目的投资额达到了世界第一,但是,许多企业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
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要有稳定的市场,而目前以概念宣传与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特点就是变化大,盈利诱惑多,适合于少数投机企业,不利于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要老百姓得到好处,能够成为惠民工程;第二,能够包容性发展,也就是与传统产业是接轨的;第三,与市场接轨,也就是可以市场化方式生存。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热能源转换成电能的终端产品,如风电、光电,其成本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而新能源转换成电能的终端产品,如太阳能热水、蒸汽的成本,大大低于市场价格。那么,为什么现在许多企业置事实而不顾,疯狂地投资电能项目呢?一种许多人都能直接感知到的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特征是,观点大于事实、感性压制理性、阴谋战胜科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对于靠机遇富起来的投资人,强化运气,坚持观点,忽视理性,笑话科学,看到了投资新能源项目获得暴利的示范,不问真假,不管未来,正好上了某些人的圈套。我们看看在上一轮新能源项目投资浪潮中,真正的获利人(集团)是谁,就多少会明白其中的一些阴谋。
经历了挫折才会清醒,才可能改变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对于经历了新能源项目投资挫折的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认识清楚造成挫折或者形成问题的根本原因。现代企业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之一是企业家所认同,或者坚持的数量无限增长的理念,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无限增长。无限增长的理念违背事物运动规律,坚持经济(财富、金钱)无限增长的理念,就是逆道而行,大逆不道者必亡。
对于从业于新能源产业的企业来讲,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呢?起点是转变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追逐财富(实质上是财富的代码)转向为民着想,为民服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将为利的理念转变到为民的理念上来。试想,如果企业在上光伏项目之前坚持为民着想的理念,就会问题这样的问题,能为民众带来实际的利益吗?民众实际关心的是电价,至于环保、绿色等宣传概念,是要由国家来落实的。未来是否可行,是否值得推广,是要有事实依据的,编撰的故事,设计的阴谋都不能做为企业投资的依据。
只有坚持为民着想,为民服务,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路线,投资还是消费
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如国家的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贴,地方政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专项计划,新能源产业促进政策等。这些政府的主导方向都是促进投资,存在一定问题。
例如,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国家能源局颁布的《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70%给予补助。”,可能出现弄虚作假、变卖项目资产(以库存产品应付项目验收,然后再低价变卖产品盈利)等问题。
为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模式。2002年国家以全补贴的方式实施过“送电到乡”工程,在西部地区建设过一批光伏电站。由于缺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光伏电站的保修期后,缺乏维护,有些光伏电站无用了,甚至被当作废品卖掉了。发展中国新能源产业,不能仅用促进投资一种政策,应当解放思想要,考虑政策的多样性,互补性。
实际上,现在新能源产业还处于财政输血的培育期,怎样从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一直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家电下乡消费补贴的政策值得借鉴,将政策的作用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可增加政策的多样性,互补性。可根据需求方的支付能力,制定消费补贴政策。例如,西方地区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现有的扶贫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只是考虑为民众无偿提供太阳灶,光伏电站等用品或者设施。由于是无偿供给,许多人就不会爱惜,造成了浪费,还助长了等、靠、要思想。可将现有的政策作适当的调整,为需求方提供一定的消费补贴,鼓励有偿消费,引导民众通过劳动改善生活条件。
在项目导向方面,要突破单一性,支持多样性,特别应支持统筹兼顾的综合利用项目。例如,光伏发电与现代农业一体化这种中国特色新能源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创新型发展模式。在财政政策上支持这类项目,不但能够解决目前光伏发电缺乏可持续发展模式问题,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扩大内需问题,这些政府关心的问题提供一种整体解决方案,一举多得。
四、行政路线,保守还是超越
新能源产业的主要引导者与管理者是政府,在各级政府的规划、计划中,都列入了与新能源、节能产业相关的内容。而在实际操作中,行政管理人员以保守的方式管理新能源,关心的只是借新能源之名能引进多少投资,完成考核或者奖励指标,较少关心或者思考新能源产业的实际作用。有些人只是用新能源概念编造故事,圈占土地资源。
行政管理者的对新能源的认识至关重要,没有深刻的认识,难有自觉的行动。新能源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新能源对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是什么?新能源产业管理的抓手是什么?这些基础的知识,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当前一些对新能源的认识只停留在是太阳能、风能,不是化石能源,这样的表面、感性的层面。而对新能源的内涵,经济功能,作用点等缺乏了解,更需要掌握新能源产业的建设规律,以及科学方法。
许多地方政府都设立了新能源管理办公室、新能源促进委员会等管理部门,但是,在管理机制上,还是平移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针对新能源产业特征而设计的考核指标,鼓励与制约机制。要鼓励自主创新,制约借新能源概念之名,谋私利(包括集团利益)的行为。
对于新能源产业管理这种新的行政管理职责,当务之急应突破原来的保守管理体制,改革出一种适合当地实情的超越之路。具体的抓手有二个,一是加强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持证上岗;二是建立新能源应用示范点,重点要鼓励热源,综合利用示范点的建设。通过人员认识与实践水平的提高,提高行政管理能力;通过示范点建设,取得有效的技术、经济数据,增加吸引投资的实力。
总之,要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必须突破现行保守的行政管理体制,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超越之路。
结束语
建设新能源产业,任重道远。中国在前一段时期新能源产业建设的探索性实践中,走了一些弯路,交了一些学费。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在反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路线。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起草于北京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初稿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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