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是我攻读博士期间我的导师所强调的价值取向。以此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我大概又做过数次认真的思考。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10月份期间。我在上海交大的一次学术报告和本校校庆报告会上，大致概括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历程，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由一批台湾学者发起的本土化运动。代表人物有：杨国枢（1982，1993，1997，1998）；黄光国（1985）；杨中芳（1987，1991）等。之后还有大陆的翟学伟（2001，2005）；等等。

    第二波是在新世纪初由徐淑英等发起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 2001~），创办了期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 SSCI)。

    这两波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暂不展开比较。在那两次报告会上，我试着提出了自己对“管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解：

    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下突显中国的研究元素，实现研究成果对中国市场应用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四大特征：

      1)        源自中国的研究素材；

      2)        生于中国的研究构念；

      3)        契合中国的理论模型；

      4)        中国化的方法和工具。

    再上一次的思考是在2008年3月期间，作为本人参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研骨干研修班第19期学习的作业。那次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3号文件（2008），提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这里仅摘录我的作业中对“管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方法论层次”的部分文字。

    从中国学者对工商管理学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角度分析，回顾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发现有三条基本研究路径，我把它称之为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1）“原装进口”——西方理论的选择性应用或适当修改。很多情况下，西方的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甚至中国的企业实践无法解释或印证西方管理理论，于是人们很容易采取这样的对策：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或对西方理论元素作适当修改。出版社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图书引进；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往往选择性地对西方理论作必要处理。这种情况的实质类似于中国制造领域的“原装进口”。

    （2）“加工组装”——西方理论的中国验证和阐释。这种研究路径的表现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应用西方的概念（变量）和工具（模型和量表），做中国背景（事实和数据）的研究，用中国的实践验证或阐述西方成熟理论，或者是用中国的个案和数据印证西方的理论。其结果是西方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普遍化，进一步提高了其科学性和影响力。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制造领域的“加工组装”。

    （3）“自主创新”——西方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创新。这种研究路径要求，吃透西方理论方法又深入解读中国国情，进行西方管理理论方法的中国本土化创新。这个观点是我的导师所主张的路径，我受益良多。它与前两条路径的根本区别在于，解读中国市场和企业的目的不仅是检验西方理论，更是要改写西方理论，确立原创性的理论视角，最终创建中国的管理理论。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制造领域的“自主创新”。但同时必须克服一个致命的误区，即为追求不同而不同，为“本土”而“本土”。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上面的理解中有这样一句话：“实现研究成果对中国市场应用的优越性”，这是检验标准。

    我们不难发现，前两个研究路径在我国明显占主流，而第三条路径则相对薄弱。基于上述认识，要推进西方管理学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管理学理论架构，必须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

    我近期发表的论文“我们如何怀念过去？中国文化背景下消费者怀旧倾向量表的开发与比较验证”，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商管理学科十年·市场营销研究专辑”刊登于《营销科学学报》。我自己清楚这个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完善，目前就权当是我对“管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