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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6年1月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管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术访问回所工作。当时个人面临严峻的学术生存挑战。包括导师在内,很多了解并关心我个人成长的前辈和同事,从方方面面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从他们的关心中,我也体会到一些真心的担忧。所幸我在读研6年期间培育的昆虫分类学初心,家人的支持,让我能够努力前行,专业工作中从不敢有一丝懈怠。国内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在学科方向上和国际团队之间的核心差距就是人才;无论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以人为本,瞄准人才制高点。加上有动物研究所的氛围和平台,我才能更加自信,不断推动队伍组成多样化和国际化,加强学科交叉与整合。
因此,围绕昆虫系统学,我秉持以人为主,针对学科差距,不拘一格吸引并组织人才到组里工作。2006-2009年期间,我研究生很少,只有罗阿蓉作为保送生参与科研工作。动物研究所开放包容的政策,为我的早期成长提供了平台。当时,尽管经费很少,但我们首先邀请杨雪美女士和我们一起工作,承担包括寄生蜂挑拣和财务报销在内的所有后勤工作。多年以来,她的辛勤工作,让我的组员和研究生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科研相关的工作。我们也吸引了丁亮和袁峰作为科研助手,重点开展野外工作。另外,和彦周靠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实习为主,完成大量采集工作。我在科学院带的第一个研究生,罗阿蓉则坚持分子系统学理论与方法。虽然道路艰难,她也算坚持了下来,争取了自己的一片学术空间。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张峰则基于自己厚实的形态分类学基础,逐步接受了分子乃至基因组数据,开始了整合系统学的长征。这期间,我们得到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李捷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郝家胜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图立红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武三安教授等的大力支持,联合培养了黄敦元、黄海荣、康育光和赵延会等我很满意的研究生。和他们的合作,让我学习到如何实现教学相长,为后续壮大队伍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牛泽清博士回到实验室和吴清涛同志加入实验室,则让我蜜蜂分类和野外工作方面更加上了一个台阶。尽管我意识到传粉昆虫和蜜蜂分类的重要性,但要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需要较长的时间。尤为关键的是,国内对蜜蜂感兴趣的研究生并不多。牛泽清博士是吴燕如老师退休后,黄大卫老师带的隧蜂分类学博士。由于毕业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岗位,他到膜室工作,参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研究。他的加盟,大大提速了标本馆现有蜜蜂标本整理和鉴定,为我后续提议建立中国传粉昆虫专业委员会提供了厚实的分类基础。由于我队伍的科研特点,大部分的科研任务均和野外工作有关。每次野外工作,我尽量参加,并自己驾驶车辆。如果做不到,则总是为野外工作的队员的安全问题操心。吴清涛多年从事研究所安全保卫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他对交代的工作,不仅尽力完成,而且善于动脑筋制作装备,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司机。自从他来到研究组,我再也不用为组员,特别是研究生野外工作的安全问题操心。
在解决了基本的学术生存问题,并成立了课题组之后,我一直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邀请已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国际同行部分参与研究工作。这里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国立昆虫博物馆的John La Salle博士。他曾经是我博士研究生论文的合作指导导师。他对寄生蜂分类学、比较形态学和膜翅目多样性的思路,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Michael Kuhlmann博士到访动物标本馆,开展了对Colletes属的系统分类学研究,为后续蜜蜂总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和国外的实验室相比较,我们2011年之前的团队工作聚焦分类学,成员以辅助人员和研究生为主,文化和技能也比较单一,缺乏孕育创新的多样性和国际化基础平台。我开始考虑国际合作,坚持以我为主,力求符合国际惯例;国内外并举,培育人才多样化的队伍;国内外短期学术交流向较长期合作发展。从我研究组的诞生到后续发展,就是人才多样化和国际化的过程。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我研究组已有1名英国籍的副研究员(Douglas Chesters博士)、1名美国籍的博士后(Michael Orr博士)、1名蒙古籍的博士研究生(Bolormaa)。今年将有中国科学院资助的一位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卓越科学家到访。
通过调研并论证动物学学科发展趋势,我更加明确了研究组和国际团队之间的能力差距。从2011年开始,我研究组国际合作逐渐从短期访问和学术报告为主过渡到实质性阶段。在马克平研究员的引导下,我部分拓展到昆虫,特别是传粉昆虫多样性监测方面。在中国科学院的资助下,我开展了一些人才引进和合作项目,如:中德合作项目,和德国Alexandra Klein、Michael Staab和Andreas Schult等合作,在BEF样地开展长期研究工作。另外,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些留学项目也给研究生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依托这些项目,加强在各个层面和国际学科方向一流科学家的合作。通过几年努力,我们会逐渐从跟随式转变为主导式合作,从一般合作方变成一些项目的组织者。研究组助理研究员罗阿蓉博士,兴趣偏重分子系统学方法。她就重点和悉尼大学的Simon Ho教授通过邮件保持课题合作,并在适当的时机到澳大利亚访问,接受系统培训,科研素质和能力均得到较高提升,实现了在Systematic Biology发文零的突破。2011年通过项目资助的形式引进了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Douglas Chester博士。他拥有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背景。通过和研究组成员合作,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系统发育信息学方向,并在Systematic Biology等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国际合作局正好推动PIFI项目,使得Douglas博士在站和工作后,得到了稳定的工资资助。现在,他已经通过激烈的入职和升职竞争,成为动物研究所正式的副研究员,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科学家和面上项目连续资助。
2009年以来,基于吴燕如先生奠定的蜜蜂总科分类学长期工作,研究组传承并逐渐形成了传粉昆虫方面特色。传粉昆虫,特别是蜜蜂总科昆虫,在物种互作网络基础研究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均具有学科特色。努力到2016年,我建议并成立了中国昆虫学会传粉昆虫专业委员会。我们从2016年开始,每年5月定期召开中国传粉昆虫学术论坛,成为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平台。我们也一直希望引进蜜蜂学科的基础科研人才。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蜜蜂总科研究的学科第一方阵。我们一方面通过合作研究,邀请专家过来短期访问,培养国内队伍;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些专家关注他们培养的研究生。2017年6月,我们在PIFI项目的资助下,引进了Michael Orr博士。从目前他和研究组互动的情况,我相信他将在提升蜜蜂系统学和巢穴生物学研究能力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最近,我邀请了阿根廷农业专家Lucas Garibaldi教授到访实验室,期待我们在传粉昆虫基础研究方面有所合作。
一般而言,知名研究单位,如英国剑桥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在某些专业上都有非常深厚的人才队伍和知识积累与储备。因此,这些一流科研机构汇聚了大量的国际人才,并积累了优秀的国际合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何学习?人才也是学习交流的核心基础。这些单位的知名科学家一般在国内的家庭和学术环境已经稳定,相对不太愿意长时间到国外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引进他们的博士后或其他年轻学者,构建网络交流平台。这样,学术大家可以通过网络会议、邮件交流等,实现和国内团队的指导、合作和交流。通过和领域专家交流,我个人更多考虑和知名学者本身,而不让知名大学排名成为交流的障碍。以我团队关注的传粉生物学为例,很多知名学者有他们学科影响力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近期我访问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连续参加了多个学术研讨会。其中北安普敦大学整体排名一般。但Jeff Ollerton教授是传粉网络研究的大家,拥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
目前PIFI项目和其它国内人才项目,在外籍人才的工资收入方面,给予了和欧美水平平齐的资助。从过往的合作经历和此次英国之行来看,优秀年轻学者会考虑工资收入等实际问题,但未来学术预期和学术氛围是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在引进外籍人才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以我为主,外籍人才为核心骨干的重点合作项目申报,并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生物系统学论坛(400-500人);第一届、第二届传粉昆虫学术论坛(100人左右)。外籍人才学术与才能得到了较好的交流和发挥,也为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科学院科研环境、氛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有些获得资助的外籍人才已经在中国安家,面临是否能够享受国民待遇的问题:医疗保险、购房置业、小孩上学、夫人入职等。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优秀外籍青年才俊申请工作签证、工作许可、入职申请、职业发展和安居等多环节的关注和支持。
总体而言,我们国际合作的方向如下:引进外国籍人才和培育国内队伍并举;组织以我为主的学术会议;组织合作项目申报,和国际接轨,协同培育国内外人才;酝酿并规划联合研究实验室。最后一个方面,既要考虑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要敢于走出去,及早筹划和发达国家的联合中心,可以更多定位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引领。国际一流学者如何参与并做实质性贡献,如何得到合理的投入问题,应该是后续海外高端引智工作的核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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