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会充满各种各样的诱惑，同时也会存在更大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身处社会影响下的大学校园也一样不例外。 在香港、台湾、欧洲、美国的大学访问参观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私人空间从最大限度上得到了保障，每个人如果愿意以及有机会，可以申请到一个小小的单独的房间，也许卫生间和其他公共空间是与人共用的，但是个人的住宿或者日常生活的空间还是可以私密的。 当然，也依然存在两位同学共同租用一套房间的情况，但那也是在双方都乐于和对方同屋而居的前提下达成的两个人间的协议或默契，很少有校方在双方都对对方一无所知就直接拉郎配的情形。 也所以，当我将复旦同宿舍同学的投毒案告知欧洲大学任职的外国朋友时，他们一开始就很难理解：怎么就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不能防范这种事情的出现，至少两个人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是“物理隔离”的呀！ 这样的回答让我再度想起自己看着大陆之外的大学即便是大学生（而非研究生、博士生）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时心里泛起来的复杂情感，可能我们对于一个成年人的私密空间还是太过忽视了。 而在所有的关于复旦投毒案的评论或讨论中，以上这个角度很难被评价者注意到，因为，大学生们Ｎ个人拥有一间狭窄到人须侧身才能通过，以及研究生Ｍ个人一间屋子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没人觉得不妥。多数关于此事的评述都集中在嫉妒、摩擦、冲突、情绪不稳定这类很主观的方面。但是，这些事情却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不能相互认可或容纳的人同居一室而造成的，我们看到了矛盾冲突之所表现，但是忽略了矛盾冲突之所以形成的环境因素。 马加爵当年能够连续杀害同宿舍的多位同学，且长时间居然没有被发现，试想：如果同学间在基本的私人空间这一层面就是“物理隔离”的，这样的事情还会出现吗？ 有人会归结为中国的国情，人多屋少，云云，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成为不按照西方已经形成多年运作有效的规范来管理我国大学校园的借口，正如修桥时不可以有中国的桥就和外国的桥因为国情不同桥的质量标准就要不同的做法，校园管理也应该遵循一样的原则。 我们可以再极端地说，除了大学校园里特别会保障每个成年学生的独居权外，甚至连西方的监狱都有一个私密空间的保障问题，我们看《肖申克的救赎》以及其他类似的电影，就会知道里面每个人尽管白天的活动是在一起的，但是一旦要入睡，则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简单但是相对独立的囚房，这样，囚犯间经常会有的相互侵犯就只能借助其他机会完成。 如果再极端一点，连蜜蜂都还是一蜂一屋呢，否则，恐怕有些蜜蜂身上的刺就会直接针对自己的同胞了。 当然，这样说并非是认为不应该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而是希望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这类心理问题成为突发事件前，作为管理者应该在风险防范的关口尽最大可能减少风险因素的累积，防止出现突发事件。 而有人可能强调的“国情”部分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建设更多的宿舍，或者减少大学招生数量来完成，而不是在宿舍本来就极端紧张和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加大招生数量。而如果在公办大学暂时无法立刻解决，而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先从大量的民办大学开始做这样的高要求，从起点上就希望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充分保障个人的私密空间。 事实上，当一个宿舍是一个小社会的时候，会出现优越者和劣势者，会出现小团体，会有被“孤独”的现象出现，我们看《甄嬛传》的时候也应该有类似的感觉，一个狭小的空间，一群人只有一个目标资源，冲突自然是非常激烈，这样的冲突只有在目标资源消失才可能消减，当目标资源尚存在的时候，冲突会激烈到以肉体消灭为表现形式，各类阴谋阳谋自然是层出不穷。 我总以为，既然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大多数已经是成人，作为教育管理者和社会就不能总是按照他们还是孩子来对待，他们一方面应该逐步提高解决个人心理和社会间冲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要在相处中学会宽容，大学可以设置心理辅导老师，同学之间也应该建立起相互关心的机制，可以通过校园的活动，学习之外更大范围和深度的交流与合作。而作为研究生，更应该找到自己适合的研究方向，提升个人的研究兴趣，来取得个人进步中的一步一步向上的享受，即便遇到暂时的困难，也可以解决，甚至可以允许通过逃离科研的途径去解决它，而不至于纠结于一个暴力为结果的出口。 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大多数需要自行解决，或因为阅历的增加，或因为环境的变化，或因为自我精神层次的提升，作为管理者，最应该做的是不让因为心理问题而造成的冲突有机会用激烈的方式表达。 目前，实现个人基本私密空间的保障确实还有困难，但是，管理者至少应该奔着这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继续回避正确的解决方案，而在旁枝末节上不断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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