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换校长比起清华来更受人关注些，对于清华的每次换校长，差不多都是一个又一个工程师上台，每个工程师也许干的具体工程不同，但是从思维模式上看，是大差不差的。

　　而且，工程师行业里的规矩差不多是没有自我，只有工程本身，也所以，直到今天，清华大学有历史声誉的校长也就梅先生一人，但是他后来选择了台湾。

　　北大则不然，不但有蔡元培，还有胡适，即便是1949年建国后，也还有马寅初先生嘛，尽管他也曾经极力希望毛主席到北大当教授好好传授传授知识来着。除了校长，各系的系主任流芳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这个北大的“官”要首先是思想家的，其次才是官，当然，北大还聘任过教育部的小官鲁迅做兼职讲师。清华的院长系主任则一个又一个都摆出拼命挣钱的样子，至于什么思想不思想的，去他的吧。而梁启超先生他们几个，怎么觉得清华校方好像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啊，他们几个倒更象是北大的老师似的。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周其凤校长让北大人和广大的对北大寄予希望的人失望了，且这样的失望不止一次。如果周校长到清华当校长，那些事情都不算什么的。更可能的是，如果是清华的校长做周其凤校长类似的事情，大家会说：哟！太不简单了，本来以为他们只会把人做成零件或者智能工具的，竟然还会填词作曲，厉害！牛！

　　大概如此吧！我们在科学网上观察维护北大形象的北大人和维护清华形象的清华人，差不多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我就不具体举例了，各自对号入座即可。

　　也所以，如果一定要从北大和清华里挑一所来喜欢（如果不挑就枪毙俺的话，呵呵），我会毫不犹豫地挑选前者。

　　不过，以上仅仅是个引子，我们在这里不去分辨两校之间的问题，来看看作为一个校长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

　　一，大学校长应该积极去筹款，不管是从政府那里还是从校友或者企业那里。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大学校长多数是在想法怎么按自己的想法去分配资源，想着如何从大家的兜里先截留出一部分钱来，然后再分配。这个就太等而下之了。如果一校之长都不能从更多渠道给大家带来收入上的增加或研究经费上的宽裕，可以认为这校长是到这个位置上来自己享受的。

　　我听说了很多大学里太多的所谓“人才计划”，并没有另外的钱从大学外面冒出来，只是从大家口袋里省出一部分钱，然后重新集中给有限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完了。而这人或这几个人做的事情并没有更多和更好。

　　二，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学校的logo，而不是在大学原有的logo下使自己有附于骥尾的嫌疑。

　　在任上，你总得给大家留下点什么正面、积极的痕迹，蔡元培给北大留下了“各色人等各得其所”的遗产，只要有才，即可在北大寻到一席之地，不管是老牌的学者，比如曾做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还是没文凭假造了一份文凭的年轻些的陈独秀，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这些才华之士，而不是能力平平听话之人，才会在历史长河里最终成为大学某个时代的象征。

　　三，更现代的大学管理制度化探索，所谓的现代学校制度。

　　简单说一个吧。比如说聘任新的教授或院长，每次都是世界范围内寻找，如果没有三个或以上候选人，这个位置就空悬在那里，只有常务副职来暂时担当（对于教授而言就是宁肯空缺）。恐怕这一点都很难做到，都是胡噜一个就算，没有更多候选人就现在这个得了，得过且过之心与制度化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四，公平化的环境营造，吸引更多青年潜力学者的宽松氛围创建。

　　我注意到，北大说周其凤这几年做的事情里，有青年老师的待遇有大幅提高，而同步同城，中国科学院在京不少研究所则对青年学者采取了更为严苛的制度设计和具体作为，有些研究所青年员工的工资还100%或者50%由自己的课题支付，这一点对于理论性研究人员可谓“恶法”，而研究所从上级划拨来的资源则进行了倾斜性很强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当然是此消彼长，这就是周其凤的功绩所在，正面的意义所在。

　　再说几句校长不应该做什么——

　　A，不应该轻易批评。对人、对机构、对国家，都应该如此。

　　周校长任上某日在某中学讲演时突然对美国大学教育进行批评，简直是匪夷所思。你能不能多学人家好的地方？表扬自己的同时切忌贬低别人（校），他莫非以为自己在科学网写博客？！

　　B，不应该做和现代文明有悖的事情。

　　真激动了，要表达孝心，准备对老娘跪拜，完全可以在床前一对一地进行（当然，老爹在场亦可），何必非要一堆人眼皮底下做如此事情呢？着实费解！

　　C，绝大多数场合还是严肃些，能不笑就别笑。校长们可以考虑回家好好对着镜子练练。

　　当你对着上级领导笑得过度，即便你认为仅仅是礼貌，也不好。况且了，被谄媚的人其实内心里并不真舒服，清华大学当时的校友排名榜亦然，但是清华校方嘛，本来就是那样的品格，可以理解，但是北大传扬在外的校风一直都是有风骨的，所以做这样的事情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