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曼在座谈中表示，她过去20年对世界各地的移民“回归”现象和这一过程对人们的心理及文化冲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过去6年里她更将香港移民的回归作为主要课题，并在最近推出了新书《移民回归和身份认同：全球现象，香港特例》(Return Migration and Identity：A Global Phenomenon，A Hong Kong Case)。

　　萨斯曼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各国的移民回归现象，她表示，其实人们在谈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历史上很多的欧洲“海归”，当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后又回到了欧洲(但犹太移民是个例外，返回欧洲的犹太“海归”几乎是零)；还有过去一两百年间的美国人到欧洲定居一段时候后又返回美国。有趣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西方移民在“海归”后发现融入母国的文化也并不容易。

　　萨斯曼表示，她在采访一些西方的年轻“海归”时，也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从海外回来后，会跟自己当初的环境格格不入，自己和当初的朋友们对对方的话题都彼此毫无兴趣。

　　萨斯曼在新书中总结出了“海归”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四种类型，即“加固型”(Affirmative)、“减少型” (Subtractive)、“附加型”(Additive)，和“全球型”(Global)。所谓“加固型”是指海归人士回到母国后对自己的原有文化身份更加认同，如中国海归回国后更加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定位；“减少型”则是减少了自己对原有身份的认同；“附加型”则是在保持原有文化定位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化的因素；“全球型”则是少数在很过国家生活过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的文化。萨斯曼在调查中发现，多数西方“海归”都属于“减少型”，“海归”后通常还会遭遇精神抑郁，而多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归”都属于“附加型”，“海归”后通常都对生活满意度很高，不会经历感情上的不适。

　　萨斯曼表示，她之所以对香港的移民回归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因为从1984年到1997年，有80万香港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从1997年到现在，这80万人里有50万作了“海归”。这些香港“海归”在回到香港后呈现一些文化认知上的共同点，是前面所述类型中的“附加型”，比如语言上更加灵活　--萨斯曼在一项测试中发现，“海归”们平均在396个单词的谈话中做了26次中英文切换。同时，这些香港“海归”在饮食、文化、隐私和生活步调方面都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自身中国文化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少。萨斯曼发现，日本的“海归”也通常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实的认同，有些人在回归后不得不想法隐藏自己在西方已经习惯了的一些举动。有一个采访对象告诉萨斯曼，他在美国时喜欢上了在上班途中阅读《Newsweek》这本杂志，但他回到日本后意识到，在地铁上看这种杂志会让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日本男人在上班途中最流行的就是看色情卡通一类的读物，于是这位日本“海归”不得不将《Newsweek》夹在一本色情卡通书里偷偷阅读。萨斯曼也顺带提及，她本人在日本时养成了进门脱鞋的习惯，结果回到曼哈顿后，她的很多朋友都拒绝服从她这一要求，因此半年后她不得不改掉这一习惯。

　　萨斯曼也对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海归”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中国大陆的“海归”将是她下一步的研究重点。萨斯曼表示，就她目前观察所得，中国大陆的“海归”在文化身份的转换中属于“附加型”再加“加固型”，即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元素，但对中国的文化也更加认同。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 “海归”在就业方面，凡是回到以前国有企业的，50%以上都随后辞职，凡是到大学做教职人员的，都很成功，其中北大75%的教师都是“海归”人员。而最成功的“海归”群体就是创业者，目前上海有6000家“海归”人员创立的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