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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协在论证自己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存在合理性的时候,举了史铁生的例子,说史铁生是完全应该由国家发工资养起来的。
虽然作协确实应该社会化、企业化、个人化,我自己也不主张由纳税人来养活作协那批写不出东西来的作家们,可是,他们的举例很恰当,史铁生先生值得纳税人出钱。
不过,糟糕的是,其他作家似乎不值得,就史铁生一个人值得。庞大的作协也许仅仅因为史铁生一个人的合理性而整体存在着,继续浪费纳税人很多可以干其他事情的钱。
二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史铁生,某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好像得了最高奖,我恰好认真地看过。
当时的评论有说到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全部获奖小说里也只有这篇是关于那段历史,不过因为史铁生写得这篇很好,所以入选也有道理。
在知青时代,乃至在更加糟糕的文革时代,中国人性中最丑恶的方面不断展露在全体中国人面前,不过,即便如此,美好的东西依然如豆芽一般地存在着,脆弱但生活化,在一角孤独的美丽着。
三
张家声先生是我喜欢的那类娘娘腔播音员,听他的声音感觉不到他的年龄,如果经历过1989年那段时间的人,应该知道他最出名的播音是《河殇》。
张家声也播过《我的地坛》,这也应该是至今电视和文学之间最恰当的一次混搭,张先生声音透彻出来的无奈与对于生活的心灵倾诉和热爱,似乎还超过了史铁生的作品本身,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高调评价一个播音员。
当然,《我与地坛》也格外得好,和张家声的声音配起来相得益彰。
不知道张家声先生知道史铁生的去世,会在心里起怎样的涟漪?抑或,他已经忘记了当年曾经播过的《我与地坛》?
四
看到史铁生的去世消息,我赶到自己的心突然沉静下去,按照泰戈尔诗里的说法,“犹如黄昏寂静的丛林”。
一个作家自然还是应该以作品为人所知,也所以,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背后的作家,一般很少去探究其生活状态。
史铁生例外,他那孱弱的身体是作品里的旗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状态,才使得他更加关注心灵感受,而不是身体可以从环境中获得的体验,尤其是快感。
五
史铁生捐赠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中国能这样做的人其实罕见。政治家们都只是因为害怕挫骨扬灰,所以才直接遗嘱里要将自己变成灰烬,没变成灰烬的人,即便肉身变成了坟墓中的臭肉,其实未来还是很有风险的。伍子胥当年的做法未必不会复制!
而科学家们其实也很少有捐赠遗体或者遗体的器官的。一位90多岁的老人曾经捐赠了角膜,那天听到调侃:那角膜他都用了90多年了,还行吗?
最提倡人文精神的是作家和学者,不过,这个群体里能够捐赠器官的也依然是极其少见的少数。
其实,这就是作品与人的不一致了。一个人天天讲心灵,可是自己的心灵却很糟糕甚至肮脏。
好在,我喜欢的史铁生是一致的。这也正是残疾身体没有残疾心灵的例证。
他的作品存在,精神更在。
六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适时而动或者叫做识时务是最多见的,这批人也是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
也所以,坚持一种东西,哪怕是错误,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随波逐流太容易做到,也容易从中得到一些看得见的利益。
科学家们做事喜欢创新,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旧的好,如操守。
辜鸿铭先生有一个葡萄牙妈妈,够欧洲的吧,比胡适要欧化得多,可是他一直坚持长袍马褂,这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显得可笑。
贾平凹大概就能够随时而变,王蒙这样的作家更不要说,合时宜得很!不过,史铁生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坚持着一种固有的东西。正如他在知青题材已经不为世人关注时还坚持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样。
不改变是更难以做到的。人生,作品,都一样。史铁生因为这个而更加显得可贵。
七
今天我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本来拟模仿史铁生的文笔,写这篇《我的遥远的史铁生》,如他的那几篇代表作的口吻那样,结果却写成了随感。
抱歉了,史铁生先生。不过我总觉得自己能够如你的《我与地坛》一样,写出一篇怀念你的文章。
好在,你的时间静止了,可以有无穷的空间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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