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需要看看公平机制的另外一个情形。

　　在之前这个系列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说到了分粥的公平机制之所以公平，以及这一机制的适用或不适用的情形。

　　除非分东西需要公平外，收钱的时候也需要公平。

　　比如，设计累进税率制度就是为了公平，某个数值之下不收个人所得税，超过这个数字之后，收A%，再超过第二个更大的数值之后，超过部分再征收B%的税，B>A。

　　如果是演员这类高收入群体，有时候收入可能一次就是几十几百万，则有例外的税收机制与之对应。

　　个人收入征税，运营收入也一样收税。

　　在我看来，所有机制都有漏洞，有的漏洞开始时就存在，人人知道，要靠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来回避这一问题，而另外有的漏洞则是慢慢去找才会发现，对于后者，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最富的某人一年交的税以“个位数”为单位，可见其合理避税（或就是偷税）的能力有多强，当时澳大利亚一片哗然。

　　税收之外，其实还有其他调节的收费杠杆。

　　在南欧待了几个月，楼下的中国人一家有娃娃在上幼儿园，我就关心了一下幼儿园收费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幼儿园的教育肯定不属于业务教育，是收费的，但是收费也有不同标准，这个标准按照什么来确定呢？据我所知是按照这个娃娃的父母的收入情况。

　　刚好这一家的娃娃爹妈都还在读书，收入就是奖学金或者做研究助理的报酬，算不得高，他们家娃娃收费就只有30多欧元，应该不算高了。而小两口的奖学金的数额在每个月700-970欧元之间。

　　如果是夫妻双方的工作都是正式工作，且都在1500-2500欧元一个月，则收费会高到每月400欧元，这个差距就显出来了。

　　我们家陈热闹算是正常上了北京的某家幼稚园，每个月的费用是在1000元左右，吃饭和比如不定期体检或游泳班以及其他各类培训班的费用另算。这个数额是每个娃娃都一样的，也没有根据父母的收入进行平衡。而我们家小区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每个月的收费则是2600元左右，和公立幼儿园还是有相当的差距，高太多了。

　　我们的幼儿园收费从来不会考虑到家庭收入问题。

　　其实，这并非就不对，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收入是很难计算的，而在西方，收入不被国家税务部门监控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除非有专家帮你避税或逃税，这对于一般家庭就不可能了，只请专家一项就可能超过你一个月的收入了。

　　应该说，从收税收费上进行调节是一种常见的保障公平，不至于引起贫富差距太大的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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