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我国自2003年非典疫情（SARS）后影响最大、危害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对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与情感反应，如焦虑、恐惧、怀疑、无助等。这些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反应，还可能通过传播与扩散带来群体性的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公众对此次疫情的风险感知并产生相应的心理效应。与风险感知相关的心理效应最典型的有三类：涟漪效应、心理台风眼效应以及邻避效应，而对这些效应的发现和解释，需要遵循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此次肺炎疫情中公众风险感知的数据搜集、分析以及研判，发现邻避效应和涟漪效应具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形式，而在2003年SARS疫情中发现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却没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验证。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三个效应的具体含义与表现形式说起。

　　涟漪效应最早由认知心理学家Slovic提出，他认为风险事件的发生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个石头，由此形成的涟漪会逐层向外扩展，涟漪效应由此得名，指的是公共风险事件发生以后，其影响和公众的风险感知会从风险源或灾难中心地带向外逐渐降低。心理台风眼效应则是与涟漪效应相反的一种公众风险感知，它借用气象学上台风眼的概念——即台风眼中心的空气旋转速度最慢，风力最小，来表示灾难发生中心区域的个体心理状态比中心区域以外的个体更平静。例如，在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中，处于疫区的北京学生并没有明显的焦虑或惊慌，而处在相对安全区域（非疫区）的重庆学生却是焦虑水平最高的。

　　这两个效应中风险感知的差异均与距灾难中心区域的地理距离有关，此次肺炎疫情的中心区域在湖北省武汉市，且全国各省均有疫情，各区域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肺炎疫情风险感知的区域差异

　　公众的风险感知从高到低依次为湖北省（4.0147）、湖北接壤省份（3.9375）、其他省份（3.8408）。这说明公众对此次疫情的风险感知存在涟漪效应，湖北地区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最多，处于疫情中心区域的本地人的风险感知最高，且呈涟漪状向外降低。心理台风眼效应未能得到验证，这是因为该效应的出现依赖于一定的情景条件。已经得到验证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大都存在于后果尚未发生的风险事件、风险外围区域的人不属于典型受灾群体等情景中。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与2003年SARS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有所不同，虽然疫情的中心区域在武汉，但广东、浙江、河南、湖南等省份的确诊病例数量较多，且全国各省皆有疫情，具有多点爆发的特征。因此，并不存在完全的灾区（疫区）和非灾区（非疫区）之分，且中心区域外围的人也包含大量受灾群体。但不能因此断定此次疫情中不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对其的验证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例如进一步细化风险感知的测量维度、界定“眼区”的边界条件，以及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跟踪调查。

　　邻避效应原是针对邻避设施而言的一种公众风险感知和行动策略，指当地民众因为担心具有负外部性效应的设施，如化工厂、垃圾焚烧站、核电站等的潜在风险会对自身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和反对态度，主要表现为抵制设施建设在自家周边，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 NIMBY）。该效应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人们对潜在风险（威胁）的抵触，当然在具体的邻避设施中，还有对风险与利益的综合衡量。肺炎疫情爆发后，疫情发生后，公众为了自我防护而减少外出，并将有武汉旅居史的人员以及外来到访者视为潜在的病毒传染风险，由此产生了对潜在威胁的抵触心理。邻避效应在疫情风险感知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风险感知程度越高的人，对有武汉旅居史、以及其他外来亲友的抵触态度越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员是潜在风险，会增加自己及家人被传染的概率，由此产生了类似于“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一样的心理，即不要靠近我家。

图 2  对亲友上门拜访者的态度

　　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及其心理效应是应急处置与风险沟通工作的重要内容，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具有明显的涟漪效应，因此需要注重对疫情中心区域的公众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情绪。同时需要避免公众的风险感知的差异过大，因为风险感知过高容易对心理健康及对未来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且可能引起恐慌、物资哄抢等问题，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风险感知过低，容易忽视自我防护，从而增加被感染的概率，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