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中日比较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这样两个问题：
1、日本真是一个开放度很强的国家吗？
2、日本为什么学习欧洲比我们更有效？
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在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日本在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比中国的“锁国令”更早颁行。只是稍有不同的是，日本“锁国令”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岛上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所设立的特区，政策和特区之外完全不同，和国际通行的政策尽量接轨。而且和清朝没有区别的是，他们都是完全被欧洲人（具体为荷兰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缺口。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就选派去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个人学习能力而言，中日是类似的。但是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日本的学习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制度学习，也是一板一眼，而清朝留学生们的学习还局限于技术层面；第二，回国后，这些留学生被重视和重用的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由于全民教育的成果，学习来的技术或制度也更容易固化起来。
当我们看有关甲午战争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和邓世昌一代中国留学生一起前往欧洲学习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甲午战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留学欧洲的亚洲同学们各自回国后的一次毕业淘汰赛。
严复在学成回国拜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后者居然想起来问严复“水烟袋怎么翻译？”既然这样的问题都能够成为首次奏对的内容，本应该更有价值的君臣交流也就必然会被弃之不顾了。据说严复一时被问楞了，想不到“水烟袋”对应的英语。
和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在西方侧重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奇技淫巧”不同的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多面西化”（如果不能说是全面西化的话）的过程，研究日本这段历史的人总结了日本学习的几个主要内容，包括：
（1）司法制度学习。仿效西方司法制度，分别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法律和制度上的改弦更张其实是日本“脱亚入欧”最核心的部分。这个由日本思想家、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福泽谕吉提出的口号实施起来即便有折扣，也不是很多。
（2）技术工业学习。这一点和清朝末期的学习并无二致，大家都从一个技术上的低起点开始学习。
（3）经济体制学习。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既是经济政策上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4）教育制度学习。在普及教育方面，学习西方的义务教育，大面积提升国民素质。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在各方面和清朝的差距都是很明显的，引进和学习欧美在当时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开始做的事情。但是，要固化学习成果，只能靠教育带来的国民素质提高才能实现，否则，“张勋式”的复辟必然会将国家重新带回到旧时代的框架中去。
（5）文化文明学习。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我们汉语中的科学、法律、人权、宗教、社会主义、世界观、机关、干部、辐射、蛋白质、细胞之类的词语都来自日本，可见我们从日本转手来的二手的东西是海量的。
日本的国际化从隋唐时期大量的遣唐使开始，那时候他们一笔一划地学习盛唐的几乎一切东西，从语言文字到服饰建筑，从制度文明到文学艺术。而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就立刻转向西方，从法律制度到工程技术，从经济管理到教育宗教，又是学了个十足十。应该说，从古到今，日本的国际化进行了三次，三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的二战，则可以看作是日本强盛后自我膨胀的一个必然结果。出于对岛国环境的不安与忧虑，他们毅然走上法西斯侵略的道路，其失败也是咎由自取。但是，随后的日本人开始痛定思痛，在客观上摆脱了极度消耗人力物力的军备竞赛的包袱后，开始了第三次国际化浪潮。这一次，他们依靠电子、机械产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从此，日本制造成为高质量和精细化的代表。甚至，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精益生产模式”也变成其它发达国家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这个阶段的成果显著，丰田、尼桑、三菱成为国际知名的汽车品牌，索尼、松下、夏普成为电子产品的全球领军者。而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起初也是学习欧美的企业管理模式，主要是美国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的制造管理模式。
同时，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在教育方面更大范围地实施国际化战略，公立的东京大学和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很快成为在培养人才和教育方式上能和西方名牌大学比肩的高等学府，而有些大学的特色科研则成为国际学习的样本，比如京都大学的灾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到日本留学的欧美学生也开始逐渐增多，并且他们不是去学习日本的语言和文化，而是学习自然科学。
卧薪尝胆，终有所获。在汤川秀树第一个得到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朝永振一郎（1965，物理学奖），江崎玲於奈（1973，物理学奖），福井谦一（1981，化学奖），利根川进（1988，生理及医学奖），白川英树（2000年，化学奖），野依良治（2001，化学奖），小柴昌俊（2002，物理学奖），田中耕一（2002，化学奖），小林诚、益川敏英和美籍日本人南部阳一郎（2008，物理学奖），山中伸弥（2012，生理及医学奖），赤崎勇、天野浩及美籍日裔教授中村修二（2014，物理学奖）等纷纷取得了国际认可的科学成就。
以上的名字列表已经可以充分展示日本科学创新的实力。如果再加上佐藤栄作（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和两位文学奖得主，日本在科学、文学、文化领域的成就可谓群星璀璨、光耀世界。
如果说产品靠认真刻苦的学习模仿能够有所跟随和追赶，科学上的创新成就就不是仅仅依靠勤奋能做得到的，日本二战后近几十年的国际化走势可谓不可阻挡。
日本的第三次国际化终于由第一次的学习唐朝、第二次的学习欧洲，变成了第三次的从学习美国到开始主动影响世界。当我们观察日本近代以前的历史，会发现到处充满了中国的痕迹，还比中国既有的状态缩小了若干倍。再联系到现在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禁感慨我们的不进则退，感慨日本危机环境下的追赶意识与作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国际化一直在改变着日本，使它成为发达国家的代表，骄傲地跨入了西方国家的行列（即便在地理位置上改变不了位于东方亚洲的事实）。
当然，即便如此，日本在自身的安全感上还是会自觉危机重重。所以不时会有《日本沉没》这样的小说、电影或电视作品出来，为日本人依然身处危邦的状态与现实添“堵”。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动画片、漫画、小说、影视作品的话，就会发现里面不时充斥着风险防范和灾难应对的内容，让我们觉得日本人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而还在拼命地努力学习研究，并试图用各种手段和途径摆脱当前的困境。《日本沉没》一篇中就有如何将全体日本人疏散到世界各国的计划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提高自身素质，为世界科学、文学等做出的突出贡献，也为自己未来摆脱窘境的可能性加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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