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媒学领域，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在不同的文化传播领域里，任何事物都被赋予了高、中、低语境的特征。简单来说，在信息交流中语境对于话语内容的影响力有大有小。在高语境文化里，说话者的言语或行为意义源于说话者当时所处的语境，他所表达的东西往往比他所说的东西要多；在低语境文化里，人们强调的是当时双方所说的内容，一切需要用语言讲清楚，而不是依赖于当时所处的语境。

　　有着悠久历史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于高语境文化的顶端，其次则为日本，二者均是东方语言文化的代表。而美国、奥地利以及大部分北欧文化则倾向于低语境。

　　举一个例子，在打电话时，英语会讲“May I speak to Mr. A?”直译可为：“我可以与A先生通话吗？”日语的表达则为「A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直译可为：“请问A先生在吗？”这句话用敬语表达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尊敬，并对A的是否在场进行了确认，但其中并没有表达自己想要与A通话的意愿，这一意愿需要听话人自己进行推测。再比如，到别人家做客，当主人询问客人喝些什么的时候，日本人一般都会说：“不用不用，不用麻烦。”然而如果主人是日本人就会读出这句话中的客气成分，还是照样会拿出饮料招待。但如果主人是美国人的话，可能就真的不会准备什么了。在以语言为代表的行为交流中，东西方显示出了在对委婉和直爽上的偏好。西方人偏好直言不讳，而以中、日为代表的东方人则强调社会和谐，并不愿意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

　　或许对于同为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国人来说，理解日本人这种语言背后的隐藏意义并不算太难。但对于初学日语或初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种揣测和推断还是颇费一番心思。比如在接到自己并不想接受的邀约时，日本人并不会直接拒绝，而是会说「ちょっと考えさせて頂きます」（请让我考虑一下）。而当你真的认为对方在认真考虑时，其实这已经意味着你被拒绝了。在送别客人的时候，日本人会说「今度ぜひ遊びに来てね」（下次一定要来玩啊）。然而等你下次不请自来的时候，他们又会十分不悦。当提出建议询问他人的意见时，如果回答是「別に」（没什么特别的意见），那意思就是有意见。如果询问日本人对某道菜的看法，他们会回答「美味しいけど」（好吃是好吃……），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虽然好吃但不符合我的口味”，也可以理解为“虽然好吃但是品相太差”，还可以简单理解为“好吃”。总之，日本人的日语表达就是这样含糊不清，不轻易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日本人在日常的交流中，与断定和明确的说话方式相比，更喜欢暧昧的表达方式。尤其在表达否定、拒绝、指责、不满、意见相左等可能引起说话对方不悦的场合，日本人会选择更为暧昧委婉的说法来避免冲突和矛盾。比如句尾的一个「けど」（但是、可是）或者「が」（但是、可是），转折的意味比起其他的表达就弱化许多，只能体现出微妙的转折关系，从而表现出说话者的真实心理状态。此外，「だろう」（也许）、「たぶん」（大概）等模糊语义的词语也经常出现。在日语词汇中，不断的试探、商量、附和、调节和避开忌讳语的表达也大量存在，如「そうですか」（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经常使用的附和语。在日语表达中，经常省略主语，或将话语说到一半以期待对方的理解，比如在邀约别人时，回答者一个「ちょっと」（稍微、有点）便能委婉地表现出自己的为难，但又并没有完全把话说全，并没有表达拒绝的意思。近些年来，语言的暧昧表达倾向甚至越来越严重，这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欲言又止的表达方式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极其难以理解的。

　　但是，日本人相信，含蓄婉转的语言能够营造出愉快的社会环境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日语中的暧昧表达随处可见，这是整个大和民族的文化个性及其生活伦理的反映。

　　日本列岛四面环海、渔业资源丰富，在航海捕鱼的工作中，需要一定数量的船员协力合作。同时，日本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十分适合水稻的种植，在生产力发展极为落后的古代，无论是水田的开发、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是农作物的种植、收割、脱粒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共同完成。这种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集体协作，使日本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互帮互助、尊重他人、集体利益优先和重视人际关系的思想。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要充分考虑到听话对方的态度和情绪，体谅对方并且避免冲突和矛盾是日本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同时，相较于具有危险性且需要及时、准确传达信息的“狩猎文化”，在相对安全、稳定的农耕文化中，即使没有传达出清晰的信息，也不会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也促使了日语中暧昧表达的出现和发展。

　　同样的，在这样四周环海且没有大型猛兽的自然环境下，日本人对自然有一种独特的亲近感和依赖感。但又因为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日本列岛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频发。为了生存，日本民族培养出了十分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甚至发展到可以从微小的动作、语气的变化来进行传神达意。自古以来，大量不可抗拒灾害的频发，使日本国民形成了尊敬自然、顺应自然以及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理念。这种和谐相处的文化，在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以第一条的位置被列了出来——“以和为贵”。地理环境的不稳定，也使得日本人缺乏个人独立感，对集团的依赖性很强。为了保持集团内部的“和”，就要求个人必须尽量避免和同伴发生冲突和摩擦。

　　在千百年与自然界的相处中，日本人从四季景象的推移中，领悟到了万物变幻莫测的余韵之美。加上日本文化长期受到禅宗“空寂”、“幽玄”思想的熏陶，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不重形式重意境、崇尚朦胧美的独特审美情趣。说话艺术上也以朦胧、暧昧为美，“以心传心”成为日本人追求的语言的最高表达境界。

　　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在其颁奖典礼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自己的“前辈”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演讲《美丽的日本的我》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川端康成所选用的这一标题，在语法以及意思表达上都非常暧昧，这一标题表现出了日本独特的神秘主义。大江健三郎认为，日本人正生活在一种暧昧的信息传递中，他甚至将“日本未得到西欧的充分理解”以及“日本越发处于被孤立境地”的原因归于这种暧昧的进程。

　　以下摘录了大江健三郎的讲演内容，以体会“暧昧”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存在的原因。

　　第一个站在这里（注：指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仪式所在地）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事实上，关于这两篇演讲稿的题目，翻译界至今尚无定论。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在日语语境中，不能过分期待通过语言进行信息传递，需要主动参悟才能理解其中意义并产生共鸣。川端康成的《美しい日本の私》可翻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或“我在美丽的日本”或“美丽的日本与我”，哪个更为准确的传达出了原文的意义，恐怕川端先生本人也说不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