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高山博主的文章《北大博士生剽窃门处理过程中的不当之处》留言，如下：

       [8]姚小鸥  2014-8-24 13:32

实事求是的文章。绑定之说可以讨论，但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早想建议文科（至少博士培养层次）建立通讯作者制度，牛校要真是牛，就应该在制度建设上发挥作用。

       留言后，感到义犹未尽。多年来想说的问题，就此谈谈吧。

       第一个方面，我长期从事文史和艺术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感到文科比理科在制度建设方面差太多了。

   就文章发表程序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同学和老师合作发表文章的越来越多。学校对相关问题的要求越来越具体。比如，在何种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文章才可以答辩之类。往往和学生的毕业挂钩。但奇怪的是，必要的相关制度一直没建立，从而产生不少负面影响。

      前几天，一个毕业两年的学生李阳博士利用假期专门到北京来看望。我曾在《博士论文<审音鉴古录研究>的评阅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83896.html中提到过这位同学。她在我门下进步很大，现在四川一所地方重点大学工作得很好。来看我时，我对她和陪同的同学说，我和同学合作写文章，凡署名的，都是我为主导，即核心思想是我提供的，主要材料是我提供的，我还要逐字逐句改若干遍（几遍到几十遍）。只有和李阳合作的那篇文章，最初的想法是她提出的，我只是帮助完成思路和做了一些其他技术处理。文章虽然亲笔改了若干遍，但都是完善，而没有根本性的改动。这篇文章我署了第一作者，几年来心中都不舒服。李阳同学在旁边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能和老师一起发文章我觉得荣耀。我轻轻摇头，这是两回事。

   按现在情况，在读同学发表文章很困难。而我这样的所谓名教授的文章各刊物都欢迎。因为涉及刊物的名声。我多次和同学合作而不署名，曾有一家刊物编辑知道情况后，在主动在文章后面加上“指导老师  姚小鸥”。这固然是好意，不愿埋没我的劳动，但客观上也有要我负责之意。回头来说李阳同学的文章，如果她为一作，我当通讯，有多好。

   几年前，中山大学中文系一位朋友对我说，他们学校的校长（是理科的），让教授们和博士生联署发表文章，同学们也有这样的要求，但教授们都觉不妥。年终考核，中文系（文科其他系也类似）教师成果比理科少很多。同学们也报怨发表文章困难。校长发脾气，大意是（原话记不得了）：让你们和学生联合署名你们不愿意，现在看看和理科比成果差多少。天可怜见！理科老师一年可能发上个几十篇。除第一作者外，第二作者，通讯作者都算。听说还有第若干名的。如何让文科的教授们学？建立文科学术论文的通讯作者制度可解决一大块问题。

   第二，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官办。解放前的许多名校，在“院系调整”中按政治需要或被裁撤（如中央大学和燕京、辅仁、齐鲁、圣约翰），或被肢解（如河南大学）。而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国家则给予超过其他大学多少倍的投入。既然得了好处，就要多出东西。就我了解的学科而言，现在北京大学之类的牛校在学术成果的产出方面与投入很不匹配。水平短期内是提高不了的，制度建设见效快，可作遮面之用。现在北大出了这样的学术丑闻，借机改革，建立新的制度，用我党习用的老话，坏事变好事，有补牢之效。好的机制，牛校实行了，必然全国风行。这样无风险且有益社会的事儿为何不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