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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偶然看到孙普同学关于考博复查的博文,引起我的回忆。我一生高校报考共六次,两次本科,三次硕士,一次博士,都有故事。1992年,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宿舍(后来被国家树为教师楷模的孟二冬的宿舍,不过当天晚上他没住在那儿),一位朋友(在新华社某地分社工作,也是去北大玩儿的)对我说“你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现在想来,在平庸的年代里,我也算是有点故事的人吧。关于我的第一次考研和考博,我曾有一篇名为《书缘》的博文稍谈涉及(还有许多卖点收藏中),关于第二次考研,我曾有几篇博文谈及,(参见《我的第二次考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54895.html《庄维石教授与<我的第二次考研>补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82840.html 《庄维石教授给我的一封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83305.html) 下面说说第三次考研。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edda01014jj6.html
正文
关于我的第三次考研,还没写过文章,今天只说复试的事儿。前面说过,我一共考过三次硕士研究生。第三次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报考的是河南大学。当年河南大学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我毕业前改回民国时期的老校名),这所学校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实力十分雄厚。有我的导师华锺彦教授,唐诗专家高文教授等在任。还有一些资深的副教授。进考场,看到试题难度十分大,不禁狂喜。我就喜欢凭实力的竞争!考下来,我对同样参加了考研的室友小陶(现任美国加州洛杉矶UCLA的正教授)说,题目十分难,但难不倒我。小陶比我小十三岁,平时不苟言笑,常和我在一起谈学习。当年我们郑州大学中文系78级五个班三十多个宿舍共考上四个研究生,我们宿舍占两个。当时我们系的研究生张而今兄(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唐宋方面,导师是李法白、何均地)听我讲了试题后说,你最多能考四十分。这都是题外话。
那时候,国家没有规定统一的公布考试分数时间。考试结果,我左等等不来,右等也等不来,跑到学校研究生科问,也不告诉。研究生科一位老师问我(这位老师是一名普通干部,曾吃过大苦头),你觉得自己的分数如何?我回答后,他沉吟不语。后来知道,我的估计大致不差,有几门功课略高于实际得分。到五月份,通知我去复试。我对让我去复试一事十分不满。招生简章上并没有这一说,是不是要借故把我刷下来?(当时郑州大学与河南大学有点竞争的味道)不管怎么样,还得去。复试在河大十号楼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举行,主持人是系副主任何法周老师和教研室主任李春祥老师(他是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史专家康保成教授的硕士导师)。还有一两位老师,记不清了。考生就我一个人。复试一开始,我就没好气儿,质问何老师说,招生简章上并没有复试一说,为啥要我复试?何老师十分和气地说(后来听说他平时十分难说话,还有人说他很霸道,但我始终没看出来):就是要你来随便谈谈,也不算是什么复试。我气儿消下来,也作出和气的神气问,为啥就让我一个人复试啊(招生简章上名额为六人),李春祥老师笑着说,就你一个人过线。当年考研并无分数线一说,我听了感到奇怪。不过不好再问。何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我读书十分芜杂,诸如《托罗茨基、布哈林、贝利亚叛国案审讯记录》、《装甲履带车辆手册》、《海上舰船避碰规则》、《自然辩证法通讯》,外国小说及各种杂书。这些显然都不是考官想知道的,我回答了《说文段注》、《书目答问》、《阅微草堂笔记》等几种比较有名且相对也比较熟悉的。何老师接着问,《书目答问》的作者是谁?我回答说,有人说有代笔者,但我觉得还应该是张之洞本人所撰(曾有缪荃孙代撰一说)。何老师转问,来过河大没有啊?我说,小时候母亲在河大上学,我常来玩儿。何老师问,哪个系啊?回答,就是中文系。再问(有些惊奇)那一级?回答,1951年考上的。又问(更惊讶):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回答:李佩侠。何老师惊奇而高兴地说:李佩侠大姐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当时李春祥老师感到奇怪,因为何老师是1956年毕业的,与当时的系主任刘增杰老师同班。李老师是1954年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大学的,这些事儿他不清楚。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何老师家是农村的,在读期间因生病留了一级,否则当是1955级毕业)李春祥老师没问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复试就这样在祥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入校后,我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五门功课总分348.5,最高是专业课78分,最低是政治62分。这个分数在今天看来一般般,但当年是奇高的。许多专业课的卷子直接给了零分。所以四十多个考生(包括几位河南大学自己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过关。那年河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三个名额也没招到学生。全系就招我一个独苗儿,指标都给政治经济学的周守正教授要去了,他一个人带了八个学生,现在经济系门前周先生的铜像就是当年的学生给他立的。
后来听说,我的复试其实十分惊险,因为何法周老师和我的导师华锺彦先生是对头。华先生是非党人士,何老师则是党员教师(当时副教授,我入校后不久他升为教授)。何老师对我始终不错。89年出事后,他表示过同情。我的《论大武乐章》发表后,他表示祝贺,说“很得杨公骥先生真传”。我回答说,其中的考证功夫是从华先生那儿学来的。他也不以为我顶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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