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鸥
“汉兴”“大收篇籍”考
2024-3-10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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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汉兴”“大收篇籍”考》是多年前在《历史研究》杂志刊发的研究汉代文化史的文章。因为编文集,所以把它翻出来了。文章的内容是,《汉书·艺文志》所载“汉初”大规模收集、整理文献一事是可信的。请注意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即希望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复原,呈现出被低估的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说出自《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开篇叙论对西汉的图书收集和整理,有如下记述:

 

         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

 

对“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语,近代学人颇有异议。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认为,“此汉人自崇本朝之言也”,并引《史记·太史公自叙》及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的有关记述后断言:“由此观之,《班志》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未尽然也。”[2]近来钟肇鹏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释疑》则明确提出汉初本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之事:

 

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二句乃承上“改秦之败”句,连类而及,此行文之便也。实则“改秦之败”,指孝惠四年三月除挟书之律。(见《惠帝纪》)而“大收篇籍”二句,指武帝时言。故《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籍(积)如丘山”。(《文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又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志》如淳注引)足见藏书之盛,班志本之。《七略》此所云“广开献书之路”者正其事也。

 

该文还对王应麟、齐召南的相关考证进行了批驳:

 

王应麟《考证》泥于“汉兴”二字,乃引《移博士书》叔孙通定礼仪一段及赵氏《孟子题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毕置博士”一节为证。齐召南《考证》亦云“此二句指高祖时萧何收图籍,楚元王学《诗》,惠帝除挟书之令,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即其事也。”不知所云除萧何收图籍及孝惠除挟书外,均与收篇籍、开献书之事无关。且即此二事亦不得云“大收”“广开”也。此皆泥于“汉兴”二字,不知此乃连类顺叙,本指武帝时广开献书之事。故《隋志》正以“开献书之路”置于武帝下是其明征。[3]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是对汉初重要史实的论述,难道真是班固因“行文之便”,“连类顺叙”而造成的误书吗?汉初整理搜集文献典籍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是关系到汉初文化史的重要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汉兴”是汉代人习用的历史政治术语,特指高祖立国、汉代兴起到文帝这段时期。[4]所以,讨论《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兴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语的时间范围,应以此为准。但针对长久以来人们只注意汉武帝收书之功,本文将论述范围稍延至景帝时期,以对汉武帝前汉家收集整理文献的事实作更充分的说明。

有关汉代收集整理图书文献的历史,司马迁和刘歆都有“百年”之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例,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5]

 

上引文中,太史公所言“百年”是指汉兴至武帝百年间,“遗文古事”从汉初开始征集,到武帝时经数世累积,“靡不毕集”,可见其间汉朝官方藏书已有相当规模。刘歆《七略》所言“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中的“百年”,则指汉武帝至汉哀帝之间的百年。若依刘歆言,自汉武帝始开收书大举,到哀帝时汉朝藏书才“积如丘山”。这种说法与司马迁所言有很大差别。仔细考校,可以发现司马迁和刘歆对汉初官方图籍状况的叙述差别也是很大的。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它书”。 “至孝文皇帝……《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6]但前引《太史公自叙》所叙述的秦焚灭《诗》《书》的后果,只是说“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图籍散乱”与诸书亡失之间的差距无疑是巨大的。汉代早年的图书文献存有状况,当以太史公所言为是。

至于《隋书·经籍志》将《汉书·艺文志》中本来处于“汉兴”之下的“广开献书之路”一语移到武帝名下,显系受刘歆影响,不足为据。

班固撰写《艺文志》,所载书录虽据刘歆《七略》删要而成,但与现存《七略》佚文相较,论述与之颇有异同。其所述汉兴“大收篇籍“之语,与《史记》的有关论述相一致,应该得到充分地肯定。

由《汉书·艺文志》叙论可见,汉初有收书之举。汉初至武帝已达百年,其间图书又有残缺,往往书简脱落。故武帝求遗书,自六艺经传外,兼及诸子百家,并汉人著作,藏于秘府。武帝至成帝、哀帝约百年时间,书籍又有散亡,乃命陈农等,复求遗书于天下。综上所述,可知西汉收集、整理图书之大举共有三次:即汉兴、武帝及成帝、哀帝之世,所述脉络分明,事实不应混淆。    

有关“汉兴”“大收篇籍”的事实,《汉书·艺文志》中颇有内证。《兵书略》谈及汉初韩信、张良整理兵书时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此百八十二家兵书,显然多为汉前旧籍,此正为汉初收书之证。

需要指出的是,“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的内容,并不限于今天通常所说的“兵法”书,而是包含了诸多图书类种。《兵书略》“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自注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鶡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今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鶡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诸家,在《汉书·艺文志》中分别归于 《诸子略》的“道家”(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儒家”(孙卿子、陆贾)、“纵横家”(苏子、蒯通)、“杂家”(淮南王)等。此诸家既由班氏自《兵书略》剔出,可见在班氏以前的图书分类中,它们是归入“兵书”类中的。《六艺略》“礼类”自注:“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可见汉初的兵法类书籍中包含有《六艺略》的礼书类。《方技略》后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又《兵书略》自注:“省墨子重,入蹴鞠也。”《诸子略》自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凡此种种,可见汉代前期的图书目录中,“方技”“兵法”“诸子”“六艺”往往可以互见。由此可以大略了解“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的内容。“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的规模,很值得人们注意。“百八十二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兵书略》。其“定著三十五家”,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凡兵书五十三家”相比也差别无多。“删取要用”是对图书文献进行整理的一种具体说法,这些对我们认定汉初官方图书收集整理的事实,及其所涉及的内容、形式与规模是很有帮助的。

收集整理先朝文献典籍对王朝政治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文献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持有典籍就意味着控制了制度和文化,甚至意味着持有王朝正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受晋国所迫,在周王室内部的斗争中失败,出奔出奔楚国,在仓皇出奔之时还不忘奉持周朝典籍,就是因为典籍乃王位正统的一种象征。

基于文献典籍对政权的重要意义,汉初吕氏乱汉时也国窃取典籍。《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之后,又言“诸吕用事而盗取之”。孔安国《孔子家语序》在叙述《孔子家语》的流传情况时,也谈到该收“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典籍对于新兴王朝的意义非同一般,这就是汉王朝在汉初百废待兴之时注目于文献收集整理的原因所在。

秦朝对前代经典及诸侯国史籍的禁绝主要在民间。秦朝的官府和博士手中仍拥有大量藏书。而在秦朝可以拥有甚或管理图书典籍的博士、御史及各级秦朝官吏颇有投汉者,如叔孙通、张苍等人。这应该是汉初官方图书收藏的一部分来源。

叔孙通精于文献典籍,汉兴,定礼仪章法。张苍原为秦柱下史,熟习天下图书计籍。他“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故在汉初可以“绪正律历”。《史记·太史公自序》言汉初“萧何次律例,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谓“次”、“申”、“为”、“定”,都是以汉朝所接收的秦代旧档和前代典籍为对象和基础的,这些图书文献的整理和使用是西汉初年图书收集整理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萧何起了很大的作用。

萧何深谙图书的重要性。《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7]应该指出,萧何所接收的秦朝图书不只是地图户籍,也包括其他各类的书籍文献,《汉书·高帝纪》言“萧何尽收春丞相府图籍文书”。按此“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当不限于地图和户籍档案,而包括李斯旧藏的其他书籍。[8]李斯曾师事荀子,乃饱学之士,汉初著名学者贾谊的老师吴廷尉曾师事之。[9]李斯虽曾上书倡废私学,禁《诗》《书》,然当“秦二世尤以为娱”之时,尚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10]仍承认《诗》《书》的经典性,这就是李斯藏书的思想文化基础。

为了保存所接收的图书文献,汉代立国之初就着手建立自己的藏书制度。汉兴,萧何在主持建筑未央宫的同时,修建石渠、天禄、麒麟三阁为藏书楼。石渠阁起初用来保管入关所得秦朝书籍,后来也用于收藏其他秘籍,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天禄阁则庋藏其他秘书典籍。从三阁所藏内容可知,萧何收藏的图书文献,并不限于秦朝的地图户籍档案,后来作为“秘书”收藏的各种文献皆在收集之列。[11]

  汉初收集整理的图书文献,在武帝及其以前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司马氏父子两代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研究历史,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撰成“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巨著《史记》。其所使用的文献就包括了相当多的六国官修史籍。这些六国官修史籍不可能是武帝时期民间所献书,多数只能是“汉兴”所收集的历史文献。

除汉王朝中央政府外,西汉初期诸侯王也是图书收集、文献整理的重要推动力量。

诸侯王中,汉初有楚元王好书传《诗》。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楚元王传》)”汉景帝时,梁孝王“拟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汉书·文三王传》)。淮南王刘安更以“好书”名闻天下,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淮南子》(即《内书》)乃刘安汇集手下群臣宾客集体撰作于景帝朝后期。“其书盖与诸游士讲论,掇拾旧文而成。”(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掇拾旧文”的前提自然是搜集整理故典。

 

诸侯王中,淮南王刘安以“好书”名闻天下。《汉书·淮南王传》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淮南子》(即《内书》)乃刘安汇集群臣宾客撰作于景帝时期, “除大量引用了《老子》、《庄子》、《吕氏春秋》外,尚引用了《论语》《墨子》《子思子》《公孙尼子》《孟子》《荀子》《商君书》《列子》《尸子》《管子》《慎子》《孙子》《韩非子》《晏氏春秋》《战国策》,《礼记》中引有《檀弓》《王制》《乐记》《中庸》《经解》及《尚书大传》《楚辞·天问》等。”[12]学者还指出,《淮南子·览冥训》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有因袭关系。而后者被认定为宋玉的作品。[13]《淮南子》所引用的这些书籍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属“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14]《淮南子》使用文献的数量和种类,说明当时的淮南国已经进行过相当规模的文献收集和整理。

武帝以前,以图书收集最为著名的诸侯王还有河间献王刘德。《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明确地说其收集古书的时间在景帝时。[15]史书既称河间献王得书多,又称其与“汉朝等”,说明汉中央王朝在当时已经收集了大量文献典籍。汉武帝元光元年方诏令天下献书,此时河间献王已经在位二十多年了。

由上述可知,武帝前诸侯王收集整理图书文献有相当规模。这些史实对我们认识汉代前期中央王朝收集整理图书的历史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汉初的图书收集与当时的博士制度也有一定关系。叔孙通为秦博士,归汉后尚有博士弟子百余人追随。文帝设“专经”博士[16]。博士及博士弟子持有大量的典籍以为王朝服务。《史记·封禅书》载,文帝时曾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就是著名的例子。汉代六艺成为政教经典,《汉书》谈及六经,皆自“汉兴”言起,叙述其传承脉络。探究汉初“六艺”的传承,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初的典籍收集和整理,但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能深入探讨了。

“汉兴”“大收篇籍”这一历史事实作为学术理念,在六朝至隋唐的学术史著中也有所反映。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述及汉代诸经传承时皆以“汉兴”为导语,就是这一学术理念的具体表现。他在述及《周易》传承时说:“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及洛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在述及《尚书》传承时说:“汉兴,欲立《尚书》,无能通者。闻济南伏生传之,文帝欲征,时年已九十余,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在述及《诗经》传承时说:“汉兴,传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在述及《三礼》传承时说:“汉兴,有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在述及《春秋》传承时说:“汉兴,齐人胡母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在述及《论语》传承时说:“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17]

民间藏书是汉初裒集文献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民间藏书为制度所许可。[18]藏书和种类因时代和地域有所不同。[19]早期民间藏书是以实用的律令、兵书为主,而后百家争鸣,学者各自著书立说,社会藏书内容日渐丰富。《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20]就是著名的例证。民间大量的私人藏书,秦火以后不会无余,伏生将简册藏壁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汉朝一方面上承秦制,另一方面“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其前提就是当时民间藏书的大量存在。

汉初惠帝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21]。吕后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22]。“挟书律”和“妖言令”的废除为汉初的文化复苏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民间藏书公开化,“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史记·贾生列传》载,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 “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由于当时民间藏书为他提供了条件,这也是汉初社会藏书状况的醒目标志。文景时期,《诗》《书》百家语开始大量出现,其典籍收藏基础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所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同时王朝的征集也是重要因素。 孔安国《孔子家语序》说:“孝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于时博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辞简合而藏之于秘府。”从前述汉初征求文献的历史来看,景帝募求遗书,只是相关记录之一。

出土文献使我们对汉代初年图书文献的存有情况增加了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荦荦大宗者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28件,计12万余字。包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黄帝书》《刑德》《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符篆》《筑城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养生图》《导引图》等。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木简6000余枚,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杂篇》《行气》《万物》《刑德》《孔子家语》及《日书》《相狗经》《楚辞》及佚辞赋等文献。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00多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言御赋》(即“唐勒赋”)等。以上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分别属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诗赋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也就是说包括了其全部分类。如此众多的图书典籍,如果没有经过有意识地搜集整理是不可能大量出现在墓葬中的。从时代来说,这些墓葬除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外,其余都是“汉兴”其间下葬的,而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收藏及抄写时代也应当比墓葬时间早,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反映了汉代初年社会的藏书风气和国家普遍的文化政策。

综上所述,“汉兴”,统治者在稳固政治、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王朝的文化重建,收集整理图书为具体措施之一。如果考虑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条件,汉代初年收集整理图书文献的规模和成效,和武帝时相比,称为“大书”“广开”并不为过。然而由于刘歆曾把收书大业归功于武帝,《汉书·艺文志》的这一论断曾受到人们的怀疑。本文勾稽文献,以证“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语绝非班氏误书。这一史实的重新认定对汉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84-189页)

                                           

[1] 《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2]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3] 钟肇鹏:《<汉书·艺文志>质疑》,《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4] 如《史记·孝景本纪》:“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史记·日者列传》:“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第3215页)《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下君臣之位。”(第1030页)

[5] 《史记·太史公自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6]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8页。

[7] 《史记·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

[8] 据《史记》秦二世二年李斯及右丞相去疾死后,秦未再任命丞相,而以赵高为中丞相。事见《史记·秦始皇帝本纪》,第271-272页;《史记·李斯列传》第2562页。

[9]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1491页。

[10] 《史记·乐书》第1177页。

[11] 《三辅黄图》卷6:“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1-132页。

[1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注14.

[13] 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3页。

[14] 《淮南子》中还包括有“术数略”和“方技略”的内容,参看《淮南子·天文训》等篇。

[15] 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4页。

[16] 赵歧:《孟子题辞》:“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参见《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63页;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17] 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第13-40页。

[18] 《墨子·非命上》:“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诸子集成本,第164页。

[19] 《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见《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82页。

[20] 《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02页。

[21] 《汉书·惠帝纪》,第90页。

[22] 《汉书·高后纪》,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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