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姚小鸥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出版。以下为该书《自序》
《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一书，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是《诗经》和楚简《诗经》类文献。
“楚简《诗经》类文献”这个名目，是我的杜撰。它既指向明确，又有较大的内涵包蕴。说它明确，是指载体都是楚简，且皆与《诗经》有关。说它有较大的内涵包蕴，是指它既包括安大简《诗经》这样的早期《诗经》抄本，也包括上博简《孔子诗论》这样的《诗经》学史文献。上博简中的《采风曲目》和《逸诗》等，也应当包括在内。特别值得一谈的是清华简的相关文献。
我最初使用这个名称，起始于对清华简的研究。清华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包括《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诸篇，从与《诗经》的关联来说，它们各具特征。《耆夜》是一篇史传文献，其中含有今传《毛诗》中的《唐风·蟋蟀》一篇别本，还有未见于今本《诗经》者。《周公之琴舞》的“元内启”系今存《周颂·敬之》篇的别本，可见它是作为《周颂》前身的原始《诗》学文献。《芮良夫毖》一篇，不见今本《毛诗》，但其风格、体式与被认为系芮良夫所作的《大雅·桑柔》篇绝相类似。
将《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放在一起，由其内在的关联性使然。我的《诗经》学研究，以《诗经》本体研究为基础，以经学历史研究为辅翼。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这些都离不开出土文献，而二十余年来，出土的《诗经》类文献，又以楚简为大宗。本书所收论文，泰半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相关，不是偶然的。
除研究对象选取与材料的使用外，我的《诗经》研究还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色，其一是在先秦礼乐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研究。其二是研究的实证性，即传统所谓考据。
关于《诗经》与先秦礼乐文化的关系，我有一个简要的表述，即“《诗经》是先秦礼乐文化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学术论断，是在多年的持续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明代《诗经》学的成就不如前代，也不如清人，学术风气的空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不对《诗经》本体进行扎实的研究，侈谈学史，根基何在？
实证性的研究，出成果可能慢一点。本书中《诗经》学史的研究，篇数不多，但耗费我的时间、精力并不少。我长期关注《诗经》学史的关键之点，而不敢轻下断语，但如《“诗三百”正义》这样文章，一篇出来，就动摇了“孔子删诗”这一重要学术公案历来讨论的基础。所以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搞研究，有时也要尽量快一些。这里主要指对新材料的切入。前辈学者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罗振玉、王国维对西北汉简、敦煌文书，乃至甲骨文献的研究，只争朝夕，故能得风气之先，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方面的楷模。后学虽不能望其项背，但如古人言，“非曰能之，愿学焉”。本书中对楚简《诗经》类文献所作的研究，就是追随前辈时贤的“预流”结果。
研究出土文献，基础在传世文献的掌握。束书不观，训诂不晓，研究出土文献率尔操觚，很少有不出笑话的。我们对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性质的判断，与时贤大有不同，就在于我们曾对《周颂》，特别是对《大武乐章》诸篇下过极大的工夫。
重考据不等于不讲义理。清人言，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不讲考据，无根游谈，哪里会有真知灼见？不讲义理，所谓的考据的灵魂何在？一切优秀作品的内涵，无不与其外在形式的呈现密切相关。换言之，作品内涵的阐发，离不开对其艺术形式的解读。《文心雕龙·情采篇》说：“木体实而花萼振”。这是义理与辞章关系的最好说明。
四十年来，我对《诗经》的《风》《雅》《颂》各部分均有钻研，其中又以三《颂》为最。我的三《颂》研究成果，基本包含在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一书中，为避免重复，本书不再收录。
数十年来出土的《诗经》类文献，尚有颇为重要者而本书少有涉及。其中主要是《阜阳汉简诗经》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简。胡平生研究员等对前者曾有很好的整理，我们在研究中曾加引用。后者由朱凤翰教授的团队进行了初步整理。这些都为笔者所关注。我们对安大简《诗经》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清华简《诗经》类文献的部分研究，因为种种原因，未收入本书。相关成果，希望能够在不太久的将来提交学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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