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清华简的真伪问题，和任何科学问题的讨论一样，有一个前提要明确。那就是，人类围绕着所面对的任何事物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该知识体系掌握比较全面、比较丰富的人，被称为“专家”。对该知识体系所知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的人，被称为“外行”。人们一般重视专家的意见，而对外行的意见则往往搁置不理。但在现代传播的语境下，外行，特别是自称或被误认为专家的一些人，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大学教授房德邻等人，在媒体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是行内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本文对此加以比较与鉴别。

    前面说到，人类面对客观事物时，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事物本身的表现形态又是多样的。所以专家一时也难以全面掌握其规律，也会犯各种错误。本文前举李学勤先生对清华简《保训》篇“前人”一词中“人”字的隶定与解说之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种错误与外行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简册制度的角度略作讨论。

    简册制度是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组成部分，所谓“书于竹帛”的“竹”，指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简虽有木简和竹简之别，但大宗运用的，主要是竹简（西北边地多用木简，因为受限于自然条件，地产竹子少的缘故）。近代以来，王国维先生《简版检署考》首开研究的先河。陈梦家先生依据出土汉简，著有《汉简缀述》一书。其中《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制度》一章，对汉代简册的研究比较完备，对先秦简牍认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陈梦家著《汉简缀述》

      清华简从历史年代来讲，属于战国时期。战国简（从书籍的角度）的研究，以五十年代发现的信阳长台关楚简为早。主持发掘长台关楚墓的裴明项研究员是我的亲戚，我在七十年代早期听他讲过相关情况。进入先秦史的研究领域以后，获悉李学勤先生是较早对长台关楚简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大批战国简牍文献的发现，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早 。李学勤先生参加了这部分出土简牍的整理工作，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整理执笔人。他曾对我们说：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会是秦简，以为还是汉简。在讨论时，某先生说，如果是秦简，请大家吃烤鸭。李先生笑着说：“当时我凑趣说，我出薄饼钱！结果，还真的是秦简！”。进入“新时期”以后，有多批楚简面世，其中较早而有出土记录的，是荆沙铁路考古队发现的”包山楚简“。影响比较大的，是含有多种《老子》抄本的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其他不一一缕述。这些简牍实物为学者掌握先秦简册，特别是楚简和秦简提供了材料。作伪者也力图摹仿，但往往不得要领。本文前面提到的伪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作伪者，因为不懂得古代典册制度，所伪造简册的编联方式竟系钻孔系联。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利益驱使下，文物作伪者的手段也日益精进。唐三彩的高科技作伪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竹简而言，作伪的最高手段，是利用古墓出土的古代空白简书写后伪造古代简册。这就使得内容鉴别成为确定古简真伪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学界一致认可了清华简的价值。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内容不可能是今人伪造的。十多年来，我本人对清华简作过持续研究。我认为，如果清华简是伪简的话，作伪者的学术水平和想像力，远远超过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学者。有这个本事为什么还干这种活呢？况且，多数情况下，这种作伪并不能得到什么像样的利益。作伪也有能够以售其奸的。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现。浙江某大学收购的“《左传》简”就是一例。我曾向原国家文物局出土文献与考古中心主任胡平生研究员请教行内对“《左传》简”的态度。他说，大家不说话就是一种表态嘛。的确，谁都有失手的时候。作为同行，最大的人情就是不说话，不给当事人再加额外的压力，但绝不会有学界全体集体作弊的可能。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背面划痕

     回到清华简的实物鉴定上来说，竹简背面划痕的发现，足以以证明清华简等绝对不可能是伪简。1991年出版的《包山楚简》中，提到包山简中：“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墨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有的可据此依次相接，有的则不相关。这两种线道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第四页）“在一段时间里，这一记述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从而未在简策的编联中发挥应有作用。2010年，北京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后来该生到复旦读博，近况待考）发现该校所藏秦简有背面划痕的情况，告诉了老师，大家才联系到包山简整理者的这一发现。现在一些竹简的整理本，附有简背划痕的图版。没有附图的，也会向学界告知相关情况。清华简和安大简（安大简也是海外文物市场购回的竹简）就是如此。清华简的购回是在此之前，文物作伪者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再则，文物骗子真有这么高明，也不会做这种事。因为造假的特点是：要造出人人知道的文物特征，而不是搞一些没人知道的特点。如果是后者，那么要开一个研讨会吹吹风，而文物流转的方式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