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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先生与东方红(修订本)

已有 5572 次阅读 2017-8-1 12:02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吉林大学定《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


公木先生赠姚小鸥诗歌自选集《我爱》扉页题词



【修订本按】《公木先生与东方红》这篇文章是6年多前发表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关系,近来各媒体纷纷发表有关公木先生的文章。我也想写一篇文章纪念。重读先生赠我的诗歌自选集《我爱》,发现在这本书的《后记》以及书后所附《自传》中有不少我未曾留心的资料。比如,有关《东方红》这首著名歌曲的创作过程和先生对它的某些看法。都弥足珍贵。

在《自传》中,先生说:“整风(本文按:即著名的“延安整风”)过后,于1944年秋与天蓝同志同赴南泥湾访问,是年科与鲁艺戏音系孟波、刘炽、于兰、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闹秧歌并采录民歌。这期间写的唱词,后来编印为一本诗集《十里盐湾》;采录的民歌与何其芳诸同志一同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又集录并补编‘信天游’写成了一首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就《移民歌》首段改编并填词写成《东方红》歌曲,这是抗战胜利到达东北时才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集体完成的,不曾采用,‘领导人民闹斗争’的词句,保留了‘大救星’的字眼,事后想来,是接受农民意识的反映。”

先生的这段话,当时竟不曾留意,故未就“移民歌”原词等问题加以询问。不过,从今天的思想出发,我觉得先生对“大救星”的农民意识的回忆,的确反映了先生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相比而言,前面的问题都属于细枝末节了。先生的《自传》说:乳名顺通,学名张永年、崧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先生还有其他一些笔名,有些值得讨论。这里就从简了。


公木先生与《东方红》


公木先生本名张松如,公木是笔名。公木先生是我博士生时期的导师杨公骥先生的终生挚友。他们是河北同乡,抗战期间又一起在延安呆了八年。抗战胜利后,两人和十万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一起,在苏军的支持下进入东北,参与了抢占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据先生去世时我收到的《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公木先生1945年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团进入东北。杨先生的《自传》说他本人是1945年先到张家口,1946年才又到东北)。公木先生一生做过许多重要的事情。《生平》说他进入东北后“最初任本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参与筹建了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并主持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杨先生则先后担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

    杨公骥先生的学生都和公木先生特别亲近,公木先生善待我们,也和他的学生没有区别。我们当面都叫他张老师,我在背后称他“公木先生”,是出于内心对他的特别敬重。公木先生在己巳年后我最困难的时期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后来,他还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1994年,公木先生因事到京,打电话约我到京西寓所面谈,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是请我们语文部的吴军教授代转的。吴老师教现代文学,熟知公木先生的大名。他不知道我们的渊源,对于公木先生找我,很觉奇怪。

   公木先生不但是一位战士、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诗人。《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都是他的创作,后者在1988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一生写了许多诗歌。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我们年青时常唱在口边,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他写的。先生去世后,有人要抢夺这首歌的署名权,他的夫人吴翔老师不得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正视听。

   公木先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成就,包括学术方面和创作方面,大多有定论。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张松如(公木)教授生平》说,公木“1944年秋冬时节下乡采风并进行秧歌创作,采录的民歌与何其芳等人一起加以整理,编成《陕北民歌选》;创作的秧歌唱词印成诗集《十里盐湾》,直到80年代,当地盐工的后代们还能演唱这些‘歌诗’。除此以外,还将《移民歌》的首段加以改编填词,写成歌曲《东方红》。”公木先生1958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人敢将《东方红》和他联系在一起。

   我年青时听说,《东方红》是一首陕北民歌,词作者是李有源。不久前,洛地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大著《词体构成》,洛先生将该书寄赠给我,引起我重新思考这件事。

   《词体构成》最后一篇是《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这篇文章在刊物发表时,洛先生就寄我读过。在这篇文章中,洛地先生曾举《东方红》等歌曲为例,说明律词创作的某些规律。据洛地先生在文章中说,“早先陕北有一支‘民歌’,其唱辞为:‘妹妹的脚小又小,上面停着一只金丝鸟。……’姑且称它为《金丝鸟》吧”(下面所引曲调为公众所熟知,且录入不便,从略)。“20世纪40年代,陕北当地曾‘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不久,又有‘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词体构成》279页,中华书局200910月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洛地先生不赞成律词创作系由“配合其音乐曲调而创作了歌词”这种说法。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能详论。我有兴趣的是,在“妹妹的脚小又小,上面停着一只金丝鸟”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之间的中间环节。即在《金丝鸟》——《骑白马》——《东方红》之间是否还有一首《移民歌》,如果有的话,这首歌与《东方红》是什么关系?前引公木先生《生平》的最后一句话无主语,也没有时间副词,让人搞不懂:是说公木先生一人“将《移民歌》的首段加以改编填词”为《东方红》呢,还是与何其芳等人一起做的这事?这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

   《东方红》是一首影响巨大的歌曲,1969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播放的就是它的旋律,那一年,我正在郑州国棉六厂细纱车间当工人。(著名戏剧史专家,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当时和我在一个厂当工人,他在布机车间)当时,我身体不太好,厂里要抽调一个人当厂内的“工宣队”,到食堂等后勤部门“帮助工作”,车间里怕浪费壮劳力,就让我充数。一天,上级布置要我组织收听有关卫星的广播,听完卫星电波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后,我无师自通地带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位从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姓赵(他的女儿赵静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前任我们厂的副厂长(或者政治部主任),这时也在工宣队工作。他是个老实人,看到我带头高呼口号,楞了一下,也赶快举臂高呼。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命于组织所担任的领导工作,就这样有了一个漂亮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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