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并不孤独，认识和善待我们的远古“表亲”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类自己的尊重及未来的深刻考量。
进入20世纪，对灵长类动物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待灵长类动物的态度也与时俱进。然而，如何分类仍有不同的意见。怎样研究其行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从其“习性”到其社会生物学问题都有许多方面的涉及。灵长类动物在生物医学实验室找到一个“家”。
在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方面，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对待灵长类动物的态度？灵长类动物学现在身处何方？
现已有4种灵长类学专业期刊：《国际灵长类学杂志》、《美国灵长类学杂志》、《灵长类动物学报》和《灵长类》。对于那些真正对灵长类动物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用作“模型”的生物医学界的专家学者来说，也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医学灵长类学杂志》。此外，普通哺乳动物学或人类学的专业期刊中也经常发表有关灵长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国际灵长类动物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会，并行的专题讨论会应接不暇。当然，来回奔波，忙于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有益于健康，然而是否促进科学的综合却是另一回事。
当灵长类行为学与灵长类生态学相依相伴穿行于崇山峻岭中的时候，灵长类解剖学却在原地踏步；灵长类分类学过去仅被当作集邮，而今却已被认为是所有其他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随着某些新技术的出现，分类学方面的研究剧增：染色体、蛋白质、氨基酸、RFLP以至后来的DNA测序，每一项都被认为是新鲜和激动人心的（当时的确新鲜和激动人心），以至于所有其他方法都是落后而无关紧要的（当时的确如此）。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分类学的实际任务），真正有推动作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重视的“亨尼希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提出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受到重视的“系统发生种的概念”。自1950年代起，由于新概念的出现，所积累的灵长类动物化石（记录灵长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切实证据）的数量可能超过20世纪早期任何一个概念提出后的灵长类化石累积数量。
当前，发展灵长类学是一个国际性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不再只讲西方或日本的灵长类学，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西都已经建立了繁荣昌盛的灵长类学传统，有自己的研究与保护网络体系。几个非洲国家，特别是肯尼亚、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已经组建了灵长类专家组，在国际上名声很响。大约从1960年起，灵长类学已经成为了女性学者占多数的少数几个科学领域之一（日本例外，大多数灵长类学家是男性）。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妨说上一句：女性主要关心诸如有关女性温柔和养育问题等那些令我感到头疼的假设，而她们每每会使别人激动地说：“这个，我早就告诉过你！”
如今的灵长类学身处何方，又将步向何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类学经历了复兴，可能（不幸）是因为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缘故。其基础仍是古老的“皮张和头骨”分类学，我很难想象当年的那些五花八门，但事实上对多变量形态测量、DNA测序、行为等灵长类生活和研究的每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面都应该予以正确的引导，使之对分类学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发现，在分类学上供以讨论的客观标准是非常必要的。我曾不断地赞同和支持“系统发生种的概念”：物种是可以鉴别的单元（它们位于进化分枝图的末端，具有稳定的可遗传的差异性特征——可是人们宁愿将它们表述为“可鉴别的单元”）。我同样主张对于属和科的界定需要时深方法：属应该在（第三纪现已更名为：古近纪、新近纪。——译者注的）上新世以前就已经分离，科的分离则是在中新世。
领域广开，灵长类分类学专家却寥寥无几。
灵长类的行为描述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半以上的现生种都缺乏行为研究方面的报道，无论是野外的还是人工饲养条件下的行为记录都没有。比较研究最富予信息量，相关的同域分布的物种在资源利用方面如何不同，比较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基础生物学的理解和保护计划的制订都很重要。也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随着从头发和粪便中提取DNA并予以测序分析技术的改进，令人头痛的父权问题将会比较容易研究清楚。已有一些惊喜的发现，“拥有后宫”的雄性阿拉伯狒狒不一定就是“它们的”雌性所生的后代的父亲。莎拉·赫迪提出的印度灰叶猴的雄性策略模型现在终于得到检验，并至少已在一个种群中得到证实。
审视一系列单配偶制物种的父权问题，会感到特别地有趣。大多数鸟类物种是社会性的单配偶制，然而社会性的单配偶制与遗传性的单配偶制不一定（事实上不经常地）是一回事。灵长类动物会是怎么样的？社会性单配偶制的侏儒狐猴存在配偶外父权。白手长臂猿的偷配行为也已被观察到，虽然我们可以期望这意味着配偶外父权，但只有通过DNA研究才能得到确认。
长臂猿的研究前景广阔。这是一个古老猿群，包含4个亚属——修正为4个属，因为它们在中新世结束以前分化清楚。它们具有基本上单一的社会结构，即社会性单配偶制。显然，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婚配策略，然而这4个属之间性二型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其中的长臂猿属Hylobates和黑冠长臂猿属Nomascus之间的差异）提示我们：它们所采取的单配制形式可能存在微妙的差别，或许达到了遗传上单配制的水平。这些差异包括：阴囊的发育及其凸显状态；个体大小（差异可能很小）；冠发型；在二重唱过程中，雄性个体的喊叫是否像雌性个体那么精细和卖力；两性的色型或面型是否不同；若色型不同，那么成熟时，是雄性还是雌性改变颜色？
这是整个性选择领域的部分问题，性选择研究仅在现在才予以严肃地对待。真狐猴属的种类呈现出极好的各自不同的镶嵌型性别双色现象；许多种类，只雄性个体的颜色引人注目，而某些种类，如黑狐猴（E.macaco）和红额狐猴（E.rufus）（严格意义上，不是E.rufifrons，我在2001年的书中预示，E.rufus和E.rufifrons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种），雌性个体的颜色也独特、醒目。
尽管灵长类生态学的野外研究走过30多个年头，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甚少。我注意到，当绘制大猩猩和红疣猴的分布图时，仅稍微有些重叠，在非洲的中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都是如此。为什么？是什么因素决定非洲是一种、两种还是三种疣猴能够共存？如果有三种，那么这个种团的组成是怎样的？一个种是红色的，一个种是橄榄绿色的，一个种是黑白的，还是一个红色的种加上两个黑白的种？为什么在（坦桑尼亚北部的）潘加尼林区分布的是黑白疣猴，沿着（肯尼亚的）塔纳河分布的是红疣猴，而在姆万尼哈纳林区这两者都有分布？最近，有一本书致力于这一主题，这说明对于问题的理解已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巨大的差距依然存在。
令人震惊的是，随着新研究的展开，有更多新的研究途径，灵长类动物学家的人数不论是在灵长类动物的栖息地国家还是在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增至足以应对它们，而同时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许多物种正在消失。
此刻震惊？何时不震惊？！
本文摘编自〔澳〕科林·格罗夫斯著，刘志霄译《长期失去联系的表亲——对灵长类学历史的透视》一书。
这不只是一部灵长类动物学的史书。它不仅简明地阐述了人类对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认知历程：古代世界的猴神和中世纪的“猿”原来是我们的“表亲”。作者还把历史看作是被一系列革命所分隔的过程：亚历山大征服年代、牛顿时代、法国大革命时期等，每一次革命都会引发人们对于非人灵长类动物认识上的颠簸，产生新的震动，展现了欧洲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段落。它可谓西方生物学史之精要缩影，是一部高级科普读物和专业参考用书。其雅俗共赏的诙谐幽默笔调与丰富确凿的科学史料融会贯通，感染力与渗透力很强。
作者简介
科林·格罗夫斯（Colin Groves）
国际著名灵长类学家。早年师从灵长类学奠基人之一的约翰·纳皮尔，1966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74年移居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资深教授。近50年以来，专注于人类进化、灵长类学和哺乳动物学研究，先后到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和澳洲的数十个国家开展野生哺乳动物调查、博物馆标本核查、教学、科普和学术交流活动，素以“践行实干”著称。已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主要著作有《大猩猩》（1970）、《野马、野驴和斑马》（1974）、《猪的祖先：猪属的分类与系统学》（1981）、《灵长类与人类进化理论》（1989）、《灵长类分类学》（2001）、《人类大家庭：长期失去联系的表亲——对灵长类学历史的透视》（2008）、《有蹄类分类学》（2011）。
译者简介
刘志霄
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动物学、生态学及保护生物学教学与科研20余年，在《Russian Journal ofEcology》、《Pacific Conservation Biology》、《生态学报》、《动物学研究》、《兽类学报》、《高等理科教育》、《世界生态学》等国际及国内刊物发表科研与教研论文70余篇，与导师盛和林教授主著的《中国麝科动物》获第21届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师从科林·格罗夫斯教授，该书即为访学成果之一。曾任中国生态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湖南省生态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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