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平平淡淡、小桥流水，回味起来却波澜壮阔、暗蕴风雷——这是很多人了解张卓元故事后的共同感觉。

虽年已耄耋，却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一如青年——这是很多人见到张卓元的第一印象。

“高山高而不险，流水急而不湍。”他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

张卓元(1933 ~ )，广东梅县(现梅州市) 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理论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06 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 世纪60 年代，撰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70 年代末期至90 年代中期，致力于研究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提出价格改革“ 一调二放三挂钩” 和“ 走小步、不停步” 的改革方略，着力处理好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关系，成为支撑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 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刘国光等一起提出“稳中求进” 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在实践中成为中国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90 年代中期以后，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等主张。从1993年参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文件的起草工作始，历经起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等，积极推进理论向政策的转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名誉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和评奖委员会主任。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2013 年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终身成就奖。

(一) 较早提出和系统阐发市场化价格改革理论

1. 1964 年提出生产价格论并引发一场论战

张卓元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还会转化为生产价格。1964年，因受到孙冶方思想的影响，在«经济研究» 撰文系统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存在生产价格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生产价格，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生产价格能够把生产单位的经济效果和社会的经济效果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合理地选择生产和投资方案，提高经济效果；生产价格有利于促进企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价格既然排除了各部门资金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上的差别对利润率的影响，保证同额资金获得同额利润，从而有利于正确处理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生产价格定价，以资金利润率为衡量各部门与企业经济活动效果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企业努力节约劳动耗费，节约占用的生产资金，从而力求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和资金占用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论文发表后，即引发一场大论战，直至改革开放后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反对生产价格论者才销声匿迹。

生产价格论是张卓元研究价格问题时最先涉猎的内容，尽管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但这是他研究价格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来研究价格问题，使他能够从更高的角度把握价格的实质和变化规律。张卓元提出“生产价格论” 时中国仍然恪守社会主义计划价格的信条，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条件是存在市场竞争，因此，积极倡导按照生产价格定价，实际上是对传统体制的挑战。

2.积极倡导市场取向价格

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价格改革一枝独秀，走在改革前列。在整个20 世纪80 年代如火如荼的价格改革中，张卓元竭力主张改革传统的价格体制，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用市场价格体制取代行政定价体制。他在1987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系统论述了他的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价格改革牵连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要企求“一次到位”，而要逐步推进。他认为，价格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突出表现在，既要理顺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又要对物价总水平进行必要的控制，力争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绝不能对此放任自流。在他看来，物价总水平的过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改革的进程，会造成人心浮动，严重削弱人民对价格改革的心理支持。因此，他主张市场化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

3.提出价格改革是整个价格模式的转换

随着价格改革的逐步展开，张卓元敏锐地开始思考中国的价格模式。在他看来，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价格模式转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求价格模式转换，而且价格理论的突破也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模式的转换。中国的价格改革不是个别价格的调整和完善，而是整个模式的转变，它要求，价格不再由政府制定，它应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恢复价格的本性。他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这就是，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比较灵活的价格形式和比较有效的价格控制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把大多数商品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4.探索和提出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

结合中国价格改革实践，张卓元在20 世纪80年代末就对价格改革的规律性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提出: 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这两方面要配套进行，并且要善于通过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来推动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控制宏观价格(包括控制物价总水平、主要比价关系和战略性价格) 和放活微观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主)，价格改革在本质上要符合这一要求；价格体系改革要逐步进行，包括三个阶段: 使各行业能够得到大致相同的利润水平的价格调整阶段、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放开阶段以及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阶段；理顺价格关系，要分步骤和配套进行，基础产品价格理顺了，就能促进整个价格体系的合理化；价格改革的难度和主要矛盾在于理顺价格和稳定价格的关系，价格改革能迈多大步子，其进程和成效取决于改革会带来多大的物价上涨率，能否使国家、企业和个人承受得了；要为价格改革创造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协调发展、总供求平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需要相适应。

5.积极主张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改革

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是张卓元产品价格市场化思想的逻辑继续。当产品价格市场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张卓元敏锐地看到，仅仅有产品价格市场化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完整的市场经济还应该包括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生产要素价格，最重要的包括资金的价格利息率、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土地的价格地租和地价以及人民币对外币的比率汇价。他认为，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以至于阻碍了价格模式的转换。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思想认识的偏误、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以及传统管理体制的阻碍因此，应该积极培育和发展生产要素市场，逻辑的结论就是: 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资源产品价格严重偏低，情况突出，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此，张卓元竭力呼吁要尽快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

6.提出政府价格管理框架

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订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政府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首先，这种市场价格制度并不是把全部商品价格放开，而是把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放开，少数资源垄断产品、公共产品的价格和一些重要的服务收费，仍需实行国家定价。其次，对于放开的价格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还要用反映商品交换规律的市场法规加以制约。在特定条件下，为了稳定市场，还可做临时性的行政干预。最后，国家对宏观价格即物价总水平，以及战略性价格如利息、工资、汇率等，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和控制，力求避免物价总水平变动的幅度太大，影响经济的稳定。

(二) 积极倡导市场取向改革和提出“稳中求进” 的改革发展思路

1.提出“双线推进” 与“稳中求进” 的改革思路

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出现的所有制改革单项突破的改革思路，张卓元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会一举成功，因此在改革中，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就成为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交叉，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因此，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二者不可偏废；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价格改革是不能绕开的。

1987 年，张卓元认为，改革需要“稳中求进”，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他认为，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由于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带来的两位数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由于他极力主张“稳中求进”，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稳健改革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2.积极主张市场取向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卓元就极力主张市场取向改革，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在1989 ~1991年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张卓元公开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辩护，他认为，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使国民经济活跃起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他看来，市场取向改革对于传统的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来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针对80 年代中期工业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张卓元认为，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双轨制的选择双轨制选择是否有误，能否马上取消，单靠“诗人的义愤” 是难以做出正确回答的，需要进行缜密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分析。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是双重经济体制特别是双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的集中表现，它不是某个人的主观臆造，而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之举，是从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条途径对于原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很差的中国来说是合乎逻辑的，最终双轨制价格将并于市场单轨价。在张卓元看来，“并轨” 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成败问题。他进而警告: 如果“并轨” 的结果使多数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那就等于宣告价格改革的失败。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实践是并为市场单轨价。

3.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若干规律性

改革开放之初，张卓元就主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爆炸式” 问题的时候，他就在其专著«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 中明确提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张卓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公有制要着力适应市场经济，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4.主张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

改革历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它是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对此，张卓元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明显，方向正确，应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又认为，改革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经验不足，造成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有些还触目惊心，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和早期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等，但决不能把国企改革概括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是，迄今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总体看是成功的，不容否定。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经过深入研究，张卓元认为:第一，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过程中要继续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降到20％，只要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要着力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迄今为止大量特大型中央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第三，将来保留国有独资和控股的主要是百家左右的中央企业，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干，各省市分别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第四，要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而且即使属于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与此同时，要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第五，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5.主张加快推进政府改革，认为政府改革是完善新体制的关键

政府体制改革一直是张卓元关注的重要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在他看来，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张卓元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 有机结合起来。他认为，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的推进，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

张卓元不仅在经济研究上有重要贡献，还在经济教育方面倾注大量精力。他承传师长学风，奖掖后学。在他担任«财贸经济»、«经济研究» 主编期间，常常力推年轻人的新作，成就了众多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两位硕士和近40位博士，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是一位学术上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以学者应有的理论勇气翻越过一个个在别人看来是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他以敏锐的战略目光审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许多理论难题。他虽年逾八旬，仍然用犀利的笔锋剖析着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他经常站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他如是说。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经济学家概括，探索新的规律性。

本文摘编自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第二分册）》，本系列学术成就概览总主编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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