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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Bob的交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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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19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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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笔者和Bob Spicer教授在西藏南木林欧布堆村的化石剖面前

人的一生非常奇妙，人与人之间的有些关系，仿佛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我和Bob交往就是如此。

1988年经过考试，我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对于出访的国家，在当时的批文上，明确地写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考虑到言语的关系，以及闻名遐迩的牛津、剑桥在我心目中的影响力，我把留学的国家选在了英国。

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我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我就凭着当时能读到的英文文献，选择和联系导师。那个时候信件是通信联络的主要方式，一封邮件从中国到英国往返得要2-3个月甚至更长。我用蹩脚的英语同时写4-5封信件，寄给了英国的学者们，其中就有当时在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任教的罗伯特.斯派塞教授（Robert A. Spicer，后来都叫他Bob）。大约在2个月后，我陆续收到了英国学者的回信，其中也包括Bob的回信。他们都说可以接受我去学习，但是学校要收每年大约500英镑的门槛费（bench fee），这500英镑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我就选择了不收门槛费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后来才知道，其实科学院也是可以出这笔钱的，不过需要申请。

这样我就和Bob失之交臂。1989年4月到1990年4月，我做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到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学习了一年。

回国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现代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而Bob那个时期的主要研究精力是在北极的研究，我们之间便没有了交集。

我再次注意到Bob是2003年，他在Nature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南木林古高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Bob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南木林在中新世（1500万年）就已经达到了现在的高程即4300米，并且这个高程一直就保持至今。这个观点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的青藏高原三次隆升二次夷平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利用叶多变量分析程序（Climate Leaf Analysis Multivariate Program, CLAMP）重建古高程的方法，也让我耳目一新。而那个时间我的研究方向正从现代植物转向古植物，我便开始关注Bob的工作。

2004年3月，第7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阿根廷安第斯山下的巴利罗切市(Bariloche)举行。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Bob。Bob在会上介绍利用叶多变量分析,重建古气候和古高程的方法。我由于事先确定要参加另一个专题的报告，错过了Bob的报告。会后我找到了Bob说我对他的报告非常感兴趣，Bob就在宾馆的酒吧，单独给我讲了一遍他的报告。从Bob的报告中，我了解到叶多变量分析就是利用叶相特征和气候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来重建古气候。这种方法首先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叶相特征和气候要素的数据库，那个时候Bob正在全球范围内采集CLAMP的样品，而他数据库中来自中国样品非常有限。我给Bob提出了这个问题，Bob说他希望能来中国采集样品。

2008年的一个周末，我接到科学院植物所一个同事的电话，说是Bob现在要来访问我。我推掉原来安排的事情，去昆明植物所见了Bob。见面以后才知道，Bob那时正在科学院植物所做访问学者，这次来云南采集CLAMP的样品。我告诉Bob，我们研究组正在采集中国CLAMP的样品，苏涛从南到北已经采集到了50个样品。Bob听到后很高兴，问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些样品加入到了他CLAMP数据库中，我们表示了愿意并和Bob约定，第二年他来我们实验室开展工作。这是我们合作研究的开始。

从此之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2011年我主持中德会议，邀请Bob参加会议。那个时候我刚到到了版纳植物园工作，版纳园有一个鼓励合作交流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以用园里的经费,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版纳园工作访问一个月。我利用这个政策邀请Bob到版纳园交流合作，这是我们深度合作的开始。在版纳期间我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我们都意识到，“青藏高原的地球环境变迁与植物多样性的协同演化”，是我们共同的研究兴趣。Bob的特长是古环境和古高程的重建，而我们的特长是研究植物多样性的组建及演变，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定能够产生更好的成果。

共同的研究兴趣，促使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经过Bob牵线搭桥，我们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建立了Paul Valdes教授建立了联系。2016年苏涛和布里斯托大学的Paul联合申请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和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NERC）联合资助的中英合作重点专项“生物圈演化、地质历史转折期与恢复力”的项目，并获得了成功。

2014年Bob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他感兴趣的科学问题，于是辞去了英国开放大学开放大学地球、空间与天文研究中心（Centre for Earth, Space and Astronomical Research, CEPSAR）创始主任的职务，并选择了退休。我们又利用版纳园国际合作的相关政策，聘请Bob做版纳植物园的客座教授，这样Bob每年都会来版纳园工作几个月。

那个时候，我在版纳园有一间公寓，Bob来版纳园工作期间就住在我的公寓里。我知道Bob喜欢喝红酒，每次他来的时候，我会买一些红酒放在家里。晚上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会开一瓶红酒，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除了科学问题，我们也常常聊各自走过的路。我给他讲了我上山下乡、在工厂和考大学的经历。他也经常给我说他的经历。Bob出生于英国工人家庭，看到父亲每日劳作，他就意识到如果他不好好读书，父亲现在的生活就是他的未来。8岁的时候，父母带参观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回到家后他就开始在家乡的海岸边收集化石。在一次家庭旅行，路经伦敦帝国大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时，他对他父母说总有一天他要来这里工作。在14岁的时候，他访问了伦敦地质调查所，他问那里的研究人员，如何才能称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根据地质调查所专家们的建议，他对生物演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考试成绩不佳，但是凭证面试时的卓越表现，他还是获得了获得了在帝国学院学习植物学的机会。在大学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富有启发性老师，古植物学家Ken Alvin,这位老师给与Bob极大的帮助。在学校期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的Elizabeth Harcourt奖，这个奖项极大地鼓励了Bob，他更加坚定地朝着生物演化这个方向迈进。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意识到还需要学习地质学，于是他又在帝国学院攻读了地质学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去了美国，跟随著名古植物学家Jack Wolf 做3年的博士后，在哪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叶相特征与气候环境的相关性，开启了利用叶相特征进行古气候和古高程重建的研究。从美国回到英国后，他先在伦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书，后又进入牛津大学地质系工作。

有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我曾经问过Bob，他是否记得几十年的给他写过信的那个中国学生，他完全没有了印象。后来他告诉我，他真找到了我写的信。命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仿佛我和Bob就该有这么一段经历。我们的关系从单纯的国际合作伙伴，变成了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由于经常来华，Bob还拿到了一个中国10年多次出入中国的签证，他来访更方便了，Bob很高兴，有机会就在国外的同行中炫耀他的10年签证。

这个期间，我们一起出野外，我们在横断山旅行，一路上我们一边欣赏着横断山那无与伦比的植物多样性，畅想着这几千万年以来，在这里发生过的沧海桑田的巨变。一路上他常常给学生讲解着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在云南的景谷和西藏的芒康，我们一起勘察剖面；在西藏南木林的欧桑堆村，他忍着关节的疼痛，坚持爬上了化石产地，虽然垂直高差不过几百米，但是在海拔4200米的高程，要再往上爬上几百米，也并非易事。

这个期间我们共同研究了采自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化石，产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重建了芒康晚始新世到早渐新世的古高程演变，认为100万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古高程抬升了将近1000米。利用发现于青藏高原伦坡拉盆地发现的大型棕榈叶化石，重建了青藏高原中部古高程，提出在3900万年青藏高原中部有一个中央谷地的假说。根据发现于伦坡拉盆地蒋浪化石点的化石研究，提出在4700万前在青藏高原的中央谷地，存在着一个“香格里拉”型的亚热带湿润生态系统。根据对西藏芒康、云南吕合和文山等地层绝对年代的研究，提出了中国西南植物多样性的现代化是始于3300万年的早渐新世。我们还合作完成了4篇关于青藏高原形成及其与亚洲季风以及植物多样性演变的相关性的综述论文。这些成果发表在National Science Reviw, Science Advances, PNAS, Geology和EPSL等著名国际学术期刊。这些论文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获得了较高的引用，有的还成为了高被引论文。Bob自己常说和我们合作的这几年，是他科研产出最丰硕的几年。

这期间我两次访问英国，除了学术交流外，Bob还带领我们参观了英国开放大学、地质调查所和牛津大学，让我们认识了更多英国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同行。之前我也访问过牛津大学，在Bob的带领下，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牛津大学。他详细给我们讲解了牛津大学的历史和组织形式，带我们参观了牛津大学的几所博物馆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产所，如《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教授常去的那个小酒吧，并在那个拥挤不堪的小酒吧吃了午餐。他还特别带我们参观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后，科学史那场著名“牛津论战”的会场。在“牛津论战”中，自称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舌战群儒，捍卫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理论，对于推动达尔文的学术思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给我们讲述了第一个描述了恐龙的牛津大学地质学家兼牧师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及其他的许多怪癖，比如吃他收集到各的各种标本，包括尸体。当然，晚上Bob也会带我们去酒吧，向我们介绍英国的啤酒。

这个期间Bob给予了我们的研究生以极大的帮助，他开设了古高程和古气候重建的专题讲座，还给研究生开设了英文科技论文写作的讲座，帮助研究生修改论文。Bob由于长期在中国工作，能够较好地理解“中式英语”，而又是同一个专业的，经过Bob的修改极大地提升了论文的质量。Bob在研究组，还为研究生们提供了讲英语的机会，这让同学们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时，轻松自如，获得了许多的好评。这个期间我们甚至还举行了几场的全英文的博士论文答辩。疫情期间我们虽然不能见面，通过网络，我们也保存着密切的联系。

Bob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尊重，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常常给我说，他见证了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青藏高原充满了向往，多次去过青藏高原，他常说：“You can leave Tibet, but Tibet never leaves you" （你能够离开西藏，但是西藏永远不会离开你），他甚至希望过世后能在西藏被天葬。他在我们研究组工作的时候，完全把自己当做了研究组的一员。我不在公寓的时候，他自己做早餐，中午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他从开放大学退休的时候，把个人收藏的图书全部捐给了版纳植物园的图书馆。

我们和Bob的合作，体现了科学无国界的精神。我们围绕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设计课题，发挥各自的特长，展开研究，共同发布研究结果，研究成果由学界共享。这样的科学研究是互利共赢的，是科学界所提倡和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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