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完成在亚美尼亚的野外工作启程回国，到了诶里温国际机场一接通Wifi，在朋友圏里就收到一条消息：“植物学家钟扬不幸车祸去世”，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网络上的东西真真假假，微信里的东西我从来只是微微地信一信。紧接着复旦大学官网上的消息也来了，悲剧被证实，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那个行步匆匆，谈笑风生的钟扬就这么走了？一时间一种难以述说的情绪弥漫在心中，久久未能散去。

钟扬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专业不是植物学，却到了武汉植物园工作。我1982年毕业，我痴长几岁，在学术上我们一代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先后到科学院工作。那时的科研环境和现在大不一样，在当时要看到领域内最新发表的期刊论文都非常困难，而那个时候年轻一代植物学工作者，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急切地想要赶上世界学科发展的步伐。当时的青年植物学工作者自发地举办了“青年植物学家系统演化的研讨会”，大家热烈讨论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中国植物学的努力方向，学习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钟扬虽然不是植物学专业出身，但是都积极参加了研究会，他积极推进数学与生物学的结合，后来还出版了一系列数学分类的相关相关专著如《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分支分类的理论与方法》和《简明生物信息学》，推动了学科的交叉与发展。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钟扬相交相识的。

钟扬性格开朗，谈笑风生，是哪种Party中心的人物，和他在一起，你会被的乐观与开朗所感染。钟扬是个十分有趣的人，我还记得他向我传授的吃自助餐利益最大化的秘诀。钟扬又是哪种敏于行的人。1993年我们从西藏墨脱考察归来，当时国家自然基金委分管植物口朱大宝先生，邀请我和孙航在基金委的一个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墨脱考察的报告，会后的交谈中，种扬说对我们在墨脱的考察非常向往，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到西藏工作。让我没有想到的他竟然真到西藏大学去工作，将自己对西藏的向往迅速落实到行动中，援藏去了西藏大学，而且一呆就是16年，为西藏大学植物学科和生态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去世时仍是西藏大学校长助理。后来大家的工作越来越忙了，见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甚至连节日的礼节性问候都免了，更多的是通过论文里或者email在神交。成了那种很少联系，但却又从未相忘的朋友，相互之间有什么事情，一个email就能搞定。就在一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他把西藏在采集种子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还想着什么时候见了面，向他讨教两招呢。其实我们同在孙航主持的科技部重大基础专项“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项目中工作，他负责西藏的采集，我负责横断山的采集。现在想起来我和种扬的最后一次见面，就是项目执行过程中，他到昆明开会，我请他吃过桥米线。

钟扬年仅53岁，正值壮年，他就这么走了，天妒英才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种子等待着他去采集。从亚美尼亚回到上海，转机时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摘录了钟扬的讲演的语录：“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读起来怎么那么像钟扬向这个世界的诀别。野外工作充满着艰辛，甚至是危险，2001年我的学生在野外遇难，好友在野外考察中突发疾病因当地医院处置不当而去世，我自己也有过数次的有惊无险。但是，我们要有意识去规避风险，我们的事业不要求我们“马革裹尸还”。钟扬的车祸发生于凌晨5点左右，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钟扬却在路上。在鄂尔多斯完成工作的钟扬，为了赶上早晨从银川飞往上海的航班，半夜匆匆上路。如果钟扬不要把日程安排的那么紧凑，不赶夜路，车祸也许可以避免。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十分理解钟扬对日程那种争分夺秒的安排，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种子在等着他去收集，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我自己由何尝不是这样，常常乘最早的航班出发，坐最晚的航班回程。钟扬的不幸遇难，给了那些经常做野外工作的科学家一个警示，野外工作安全第一。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国外同出野外，那位驾驶员把车开得飞快，还向我显耀他弯道超车的秘诀。回到驻地后，那位国外同行让我把下面这句话告诉那位驾驶员，她说：Please tell the driver, life is beautiful, make it longer. 各位常做野外工作的同行们，让我们珍惜生命，远离危险，在野外工作中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生命在，事业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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