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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eorge Currie
译者:王珂
校译:丁晓
面向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学术交流系统的转型已深刻影响期刊的技术与基本功能。Damian Pattinson与George Currie两位学者洞察到,这一变化将导致期刊的品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其本身所具备的研究质量,同时他们提出三条策略以扭转这一趋势。
在20世纪,学术出版奉为圭臬的核心理念是:将各类杰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一处,或整合进少数几本享有盛誉且极具权威性的期刊之内,能够使得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便利与高效。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观念是否依旧站得住脚,尚待商榷。
期刊品牌的光环并非衡量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然而,我们对于研究成果的评估却过度聚焦于少数几本享有盛誉的期刊——它们高悬于学术殿堂之上,独一无二且价值不菲——以至于研究工作在这种假定中发展。这种假定认为,只有在这些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彰显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反之,则研究工作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
对于研究的评估,应当严格聚焦于研究内容本身,无论针对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进行的正式评估还是决定一篇文章是否值得一读的非正式考量。然而,当前现实却常常偏离了这一核心原则。
若仅凭书籍封面是否精美来评判图书的价值,难免有失偏颇;同理,若仅依据期刊的知名度来评价研究的优劣,亦属短视之举。我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陷入这样的误区?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让研究的真正价值得以彰显,而非被期刊的光环所掩盖。
品牌影响力
2002年所设想的开放获取在广义上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种社会公益,重构了学术出版市场的面貌。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的引入,作者变成了客户。
在这种模式的激励下,出版商尽可能地追求高发文量,每次拒稿行为都是在拒绝丰厚收益。在此背景下,期刊级联系统(Journal Cascade Systems)应运而生,该系统旨在将被拒绝的研究成果重新调配至同一期刊组合内的其他期刊,从而在确保经济效益的同时,通过潜在影响力、质量水平控制以及排他性来维持现有的期刊品牌力量。
此外,期刊还通过品牌延伸策略来进一步利用其品牌优势。它们在相关或子期刊中重复使用期刊名称,以此扩大品牌影响力。《自然》(Nature)便是此类策略的典范,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0种期刊以《自然》为名出版,且预计今年还将有更多新刊加入这一行列。
“把期刊主要视为品牌”的观念逐渐改变,或许只是突出了这些期刊所发表研究的目的之一。当前,期刊正日益把研究作为内容营销。它们不再是“低质量研究”的过滤器,而是基于品牌价值进行分层。
最大的品牌
出版商也在利用品牌号召力及其规模的力量。2018年以来,开放获取市场的整合步伐加快。似乎是受到资助方对开放获取的授权推动,大型出版商一直在收购较小的开放获取机构,如Wiley收购Hindawi(全球最大的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之一)和Taylor & Francis收购PeerJ(创刊于2013年,出版7种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这种对作者可选方案的整合使实质性变革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加强了文章保留的级联方法。
转换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s)的推行,正逐步加剧垄断态势。在国家层面上,此类协议对于大型出版商而言,其谈判过程相对简便,但此举却限制了作者在选择出版期刊时的自由度。这一现状对较小的开放获取和社会出版商造成了不利影响,他们要么无法参与此类交易,要么被迫接受其谈判能力受限的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转换协议并未如预期般带来变革,反而加剧了权力向少数出版商的集中,从而抑制了创新活力,并限制了作者的选择范围。
质量指标
过度依赖期刊影响因子等质量指标和基于引文数据的期刊排名体系,实际上加剧了期刊的品牌化现象。这些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往往只是我们真正意图衡量事物的替代标准,从而为系统内的博弈提供了温床,激发了为达成目标而进行的种种策略性操作。
尽管这些指标最初设计用于辅助图书馆员在资源分配上做出决策,然而,它们已逐渐演变成为评估研究乃至研究人员质量的重要参考(即便那些负责影响因子的人员也已发出警示,强调这些指标不应被如此应用)。将引文指标与“质量”直接等同,这一做法隐含了一个关键假设,即引文数量是衡量研究方法严谨性与重要性的有效尺度。若此假设成立,则势必需要做出一个飞跃,即期刊过去的引用记录能够可靠地预测任何具体研究成果未来的引用情况的。
追逐这些指标也会扭曲期刊的运作方式。制定的目标只是真正想要衡量事物的代表,促使大众走向为达目的而精心博弈的道路。对引用率的过度痴迷,无形中加剧了出版偏见,使得那些标题夺目却华而不实的作品更易在筛选中脱颖而出。期刊或许会推迟某些文章的发表,只为在最合适的时机推出,以期最大化其潜在的引用价值;又或者,过分地倾向于发表文献综述类作品,因为这类文章的引用量往往是原创研究的三倍。有些出版商还会进行“引文堆叠”(Citation Stacking)——鼓励新研究引用最近在同一期刊或姊妹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最后,出版商可能会追求高影响因子:在某一领域推出多种期刊,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一种期刊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便能吸引来源源不断的投稿,进而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激励与诚信
品牌的实力不仅在于其具备“什么”,更在于其代表“谁”。品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知名或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界首要的身份象征。这种以声望为驱动的经济模式催生了部分研究人员的玩弄制度行为。扭曲的激励与奖励机制,竟至于让知名学者表示,最合理的办法是作弊。而那些坚守诚信的研究者,不得不与作弊者对抗,被迫遵循着奇怪的规则。
学术作弊的范畴从颠覆科学过程覆盖到不加修饰的欺骗行为。如HARKing(即结果已知后再假设)与p-Hacking(p值操纵,统计分析数据时采用不同的方法直到结果显著)等方法颠覆了科学研究的过程,而数据捏造和图片篡改等做法则纯属不诚实,两者均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
目前的激励机制在研究开始时也发挥了作用。研究人员可能更倾向于提出并检验那些一旦被证实就具备足够的意义、能够在其所希望的期刊上发表的重要假设。
这一趋势背后,是已广泛存在的发表偏见以及对重大和积极研究结果的过分看重。不可否认,积极的研究结果更易于获得发表机会,不仅更容易被影响力深远的期刊发表,还往往能够更快地被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那么积极的研究结果成为应该具备的入场筹码。然而,这种现状却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行的激励体系,究竟是在促进稳健、可靠且值得信赖的科学研究,还是在催生追逐华而不实研究的浮躁风气?
出路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上述的挑战,必须从实践与文化层面做出转变。有迹象表明,即将迎来一系列变革举措。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声明,2024年后,将不再资助文章处理费。同时表示广泛支持《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简称DORA)和定量指标的负责任使用。DORA由美国细胞生物学会(ASCB)与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商共同发起,旨在改进评估科研产出质量的方式,这包括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个体的贡献。
诚然,政策的变动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相较于实际采取行动而言,签署声明和发布宣言仅仅迈出了一小步。明确问题已经确实存在,为何在行动方面却犹豫不决?出版商、机构和资助者有能力改变现状,他们掌握着推动变革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与能力,并且也有责任去打破现有的制度框架。
eLife(由美国、德国和英国三家机构资助的开放获取期刊,该刊不强调影响因子)成立的目的是为彻底革新学术交流的格局。18个月前,我们采用了“发布—审查—策划”(Publish,Review,Curate)的出版流程。通过摒弃“接受或拒绝”的二元化决策模式,转而采用公开透明的专家评审机制,将重点重新放在了研究本身而不是期刊名称上。为了激励更多出版商采纳此策略,我们已开发出一种开源技术,旨在将研究成果作为以经评审的预印本,面向公众评审和编辑评估进行共享。这种新模式并非意在与其他期刊形成竞争态势,而是期望它们能够借鉴这种实践,携手推动此类工具的广泛应用与普及。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eLife所倡导的模式仅是构建更加公正的研究评估体系的一种可能途径,尚有多种其他方法同样有助于实现目标。
·采用与被评估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评估
在此过程中,我们摒弃了对引文指标和期刊名称等指标的依赖,而是强调期刊公开的同行评审和编辑评估的重要性,为机构或资助支持的研究进行有意义的评估提供支持。
·将假设的价值、方法的严谨性和发现的透明度置于结果之上
与研究结果相比,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才是衡量好的科学(和好的科学家)的标准。为此,研究人员应当进行研究的预注册,并对经过编辑的结果进行同行评审。
·将研究人员的评估与发表论文脱钩
我们着重关注的是研究过程和学术产出的优点(如先前所述),以及研究人员在科学和社会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包括但不限于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进行教学工作以及积极参与同行评审等。
若我们能深入洞察并有效应对当前这个竞争激烈、常遭扭曲甚至被操控的体系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则能够构建起一个更为稳固的科学交流体系,包含更为科学合理的激励结构、奖励机制及质量评估标准。通过不断努力,携手迈向更加蓬勃的科学并不断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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