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独立自由之人——我的教育理念
永幸，於詩外齋，2019年4月29日
（图片源于网络）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
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
——丛书“塑造美国的88本书”编者的话
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论教育》
一、兴趣与自由
2018年2月26日，晚餐刚开始：
儿子：“我吃饱了！”
我：“才开始吃，怎么就饱了？”
儿子：“爸，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读书就会读饱的。”
我：“哦，读书成了你的‘精神食粮’啦！”
……
儿子的读书兴趣，基本已经被培养起来，可以说几乎“成瘾”——每天放学回家就手不释卷，直到催促他去做作业，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眼神从书本上艰难地挪开。这可能得益于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与妻子的约定：我们不看电视而是读书——尽管有时是做给他看的。渐渐地，儿子就爱上读书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是读书兴趣逐渐内化的过程，即“好之者不如乐知者”。“乐知”是最大的驱动力，是内在的、根本的；相反，孩子的自由天性一旦被“外化”，就会受奖励、荣誉等引导，随时可能中断。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了。结果，孩子们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了。这个故事表明：互相追逐打闹是孩子的天性，在得到老人的奖励前是受其内在兴趣驱动的，一旦根据吵闹的程度奖励它，即将其外化后，此天性和状态就不能持久，最后随着奖励的减少而消失。
二、想象与创造
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教育的真谛就是不断培养、丰富受教育者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一切创造的前提和条件。据《重庆晚报》载，2009 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而且，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无多大起色：他们虽然成绩突出，想象力也非常缺乏。[李醒民《为什么中国孩子想象力世界倒数第一？》.决策与信息，2011（2）:21]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年龄在增长，想象力却日渐匮乏，这不能不引起教育界的反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充满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应尽力去呵护、挖掘并培养它们。儿子曾问我：“为什么男孩长大了是爸爸，女孩长大了是妈妈？”“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什么是‘转基因’？”等，从中可看出他对外界的好奇、知识的渴求。
三、培养独立自由之人
丛书“塑造美国的88本书”编者的话开篇写道：1910年，年仅19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偶遇美国小学新生开学，胡适难抑好奇跑去旁听，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美国启蒙第一课只有一个内容，便是令全体学生宣读誓词：“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正是这段誓词，让胡适深刻体会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全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理念成了胡适先生一生坚守的信念。
孙云晓在《有自由才有成长》的序言中说，“我的朋友程玮是一位旅居德国的女作家，她的儿子在小学里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思想是自由的》。歌词说：思想是自由的，没有谁能够阻止。它们就像夜空里漂浮过的阴影，没有人能看见，也没有人能够追踪……”
因此，平时在与儿子的沟通交流中，我会鼓励他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能总是以家长、老师或其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为标准，不断培养他的自由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2018年5月，老师说儿子与几位同学吵架，后来我了解到这几位同学还是他的好朋友，吵架是因一些琐事。以下是我与儿子的对话：
儿子：“世界上什么动物(包括人类)不会吵架？”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儿子：“所有动物都会吵架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都有相互沟通的方式——因为对同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或对方的错误，就可能会争吵，所以没有不吵架的动物，包括好朋友之间！”
我：“你解释得太好了！爸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与那几位好朋友吵架了。”
……
我：“尽量不要因为琐碎的事争吵。”“如果有一件非常重要、原则性的事情，你与好朋友观点不一致，谁也不能说服谁，你宁肯失去这位好朋友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为了维持与好朋友的关系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呢？”
儿子：“我宁肯与好朋友关系破裂也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我：“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你当初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会怎么处理与原来好朋友的关系呢？”
儿子：“我会向他认错。”“如果证明他是错误的呢？”
我：“如果证明他是错误的，你会怎么处理？”“你会尽力恢复你们的好朋友关系么？”
儿子：“我会与他尽力再沟通，去恢复好朋友关系！”
我：“爸爸支持你的判断和选择。以上我们讨论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对事不对人’。”“如果有一天，当对方做错了事情，尤其是原则性的，希望你不要因他是好朋友而坦护他；当对方做了正确的事，不要因他是敌人/对手/与自己有矛盾者而说违背良心的话。总之，要‘对事’而不要‘对人’。”
我深信，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会有所增强，与培养他“独立、自由”的初衷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四、幼稚园与大学
龙应台的《幼稚园大学》中描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大学生的状态——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当今大陆大学生的状况何其相似！身为大学教师，我时常思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何而来？是大学阶段“从天而降”？还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后者。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缺失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有关，如“传道、授业、解惑”，着重居高临下的知识传授，不鼓励对书本、权威的质疑及师生间的交流、探讨；而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表现出追求真理的执着、不唯上不唯书的坚定；后者正是“独立、自由”的体现，也是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
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母亲通常会问“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而中国孩子每天回来，家长的第一句话可能是：“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设想，如果从幼稚园、小学就一味地强调顺从、听话，大学的独立、自由从何谈起？科学创新与学术繁荣又从何而来？
爱因斯坦对曾经就读的阿劳中学印象深刻，并说“这所学校运用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部权威的教师的淳朴热情，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正是阿劳中学成为了孕育相对论的土壤。”（赵峥《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写在“广义相对论”创建100周年之际》，2015年版，上海教育出版社:8-13）
如果说幼稚园、小学阶段的自由思考是丰富其想象力的关键，那么大学阶段的自由探索就是科学创新、学术繁荣、人才培养的前提——西南联大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卓越成就已深刻说明自由氛围的重要。何兆武在《联大七年》中写道，记者问西南联大的学生邹承鲁：“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回忆他在充满自由氛围的巴黎高师求学的4年，他总是说“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认为，“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我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教育，就是培养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成长为“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的躯体生长，DNA信息早已蕴含其中，只要吸收物质营养即可成长；而精神发育，独立、自由——“精神之DNA”——是内在要求，必须不断培养方能生成。
最后，赋小诗一首来总结我的教育理念：
教·育
知之好之乐之成，独立自由传道省。
博观约取爱真理，亦父亦师亦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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