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teer等认为，为科学研究而收集生物标本在物种灭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仅仅依靠一些少量的例子（稀有鸟类、蛙类和一些植物）得出这样骇人听闻的结论：凭证标本的收集对许多物种具有潜在危害性，应采用其他的替代方法，比如照片、录音和非杀伤性组织抽样进行DNA分析，足以记录生物的多样性。

但是，仔细分析Minteer等所引用的孤例来证明科学收集的负面影响，这些灭绝事件没有一个是可以归因于这个原因的。例如，目前因科学研究而收集并存在的大海雀标本只有约102个，其中许多是在其灭绝之后而收集的骨骼。多年来数百万只鸟类是因采集食物、油类和羽毛而捕杀的。同样，只有九个墨西哥姬鸮（Micrathene whitneyi graysoni，墨西哥特有种）是因自然史研究而收集的。野外记录表明，这个物种在1896和1932年间进行标本收集时是常见种，最可能的灭绝原因是1970年左右因栖息地的退化的入侵物种捕食。

科学家们收集生物标本的惯例由来已久，而现代标本收集是应该严格遵守法规和伦理准则的，包括收集标本的数量一般大大低于会影响物种种群水平的。建议用摄影、录音或无损抽样组织的方式来替代标本收集对一些情况是有问题的，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也不能用于地球绝大多数的生物多样性的可靠识别或描述，例如地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大部分是深藏在栖息地中的——许多鼓虾科虾类生活在珊瑚礁中，不可能进行无伤害的收集。

此外，一般鉴定并不是收集凭证标本最重要的原因。有关形态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完整的标本是不可能的。保存标本还提供了可核查的数据点，可用于监测物种健康、分布和表型随时间的变化。历史上以及新收集的标本在理解威胁两栖动物的壶菌其传播和感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想当年，禁止使用DDT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决定，就是因为观测到一段时间收集的鸟类蛋壳变薄的结果。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动物体型下降，也是从博物馆标本的形态学数据中发现的。此外，IUCN红色名录标准就是需要有关生活史和生物学的具体而详细的信息（如寿命和增长率等），特别对于广布种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如果没有标本，许多物种的灭绝风险是无法得到正确评估的。大多数历史上收集的标本，在收集之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目标，这正是标本收集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如稳定同位素分析、大规模并行测序和CT断层扫描，对生态学、进化和保护生物学来说，科学收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Minteer等的论点，错误地描述了科学收集的重要性，夸大了其消极方面，转移了现代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栖息地的退化和损失、不可持续的采伐和生物入侵。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对生物个体生存的保护与对种群和物种的保护。生物个体由于捕食、自然死亡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每天都有一部分在消失，我们要试图拯救的是整个种群。停止收集凭证标本，将不利于我们了解地球上多样的生物区系及其生物过程，也不利于自然保护和管理工作。物种描述、生物多样性清单和特有分布区的鉴定，正是需要从保本和基于收集的研究中才能获得这些基础信息。这样的知识具有丰富的时空维度，已被证明在设计保护区和环境影响评估中是非常根本的。地球上人类的足迹不断扩展，现在能深入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据估计，地球上尚有86%的物种仍然未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通过精心策划的收集过程来尽可能严格地记录生物多样性，以便它们可以得到有效的保存和理解。这样收集标本及其相关数据，对于做出有关管理和保护方面明智的决定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科学团体，我们倡议用最大的责任心和关注度来对待科学收集工作。此外，由于栖息地丧失和全球变化的速度日益增加，我们相信负责地收集凭证标本和相关数据，以及公开地分享这些知识（如通过GBIF、iDigBio和VertNet）是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的。

我们多么希望Minteer等所声称的野外生物学家们喜欢例行收集凭证标本是真的。去了解一下就会知道，任何博物馆馆长会告诉你，要说服生物学家们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许多出版物出现了一些不可靠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无法核实物种的身份。凭证标本是否必要，与物种的分类单元和地区有关，但总的来说，尽量多地收集标本和数据是比较好的，这些数据当然也包括DNA和生存状态的照片。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任何过度收集标本导致物种走向灭绝，但问题是，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更多是因为爱好者、商业和休闲的过度采集出现的问题，合理的科学凭证收集并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如果说杀了一个物种就导致该物种的灭绝风险增加，那么这个物种本来就远低于可维持的种群数量，早就是名存实亡了。

道金斯 1976年出版《自私的基因》一书，成为全世界最具争议的进化生物学家。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自然选择仅仅通过基因而不是通过物种或者个体发挥它的造物能力，人类只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但是，道金斯对进化的描述在超大的尺度下是不大可能的事儿，没有什么是比生物形态更好的证据了。一个物种是否存活，博物馆标本代表了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的窗口。分子数据虽然有助于鉴定，但对博物馆标本来说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尤其是对新发现的物种来说更是如此。当一个标本可以保存下来的时候，而我们描述完一个新物种却没有保存其全型标本，这在分类学上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即使有了好的照片和生物组织的样本，还是有理由收集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标本。我们不知道物种的何种形态特征，在未来有关物种状态、系统发育关系，或者遗传或表观遗传变异的研究中被证实为是重要的。言下之意，我们只能描述今天认为重要的形态特征，但不知道未来被认为真正重要的特征。

另外，作为分类学家和生态学家，我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那个是否存在，而是想了解是什么导致了其独特性。鉴于自然选择中表型环境界面接口的重要性，我们牺牲了可了解物种具最重要潜在意义的内容，因为我们放弃了有关解剖细节的最好证据。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如果有些物种我们在它们还存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些照片或者基因序列数据，这将是一个悲剧。对于保存完好的样本来说，我们可以继续惊奇于其适应性，为仿生学去挖掘一些模型，完善特性转化理论，并验证相关物种中内部或外部结构的状态。作为数十亿年来对百万计的物种进化进行探索、发现和记录的最后一代，我们不应该那么傲慢，认为我们知道未来的科学需要什么。

我们所发表的观点文章，其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一个问题的认识：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危机逐渐展开，一些问题日渐普遍。缺乏一个可靠的种群大小的估计，持续收集那些认为可能灭绝的珍稀物种的新观察个体是谨慎和道德的吗？我们支持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在讨论中，我们没有任何地方说过要停止负责任的收集工作。标本收集为许多超越分类之外的学科提供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针对的只是小型的和脆弱的种群。

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生活在Rocha等所描绘的世界里：一群负责任的收集者遵循每一个规则和道德准则（如果存在的话）。然而，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研究则呈现出更复杂的画面。与仅仅遵循监管规定和道德禁令相比，负责任的科学实践文化是很难建立起来的。Rocha等还引入了一个例子，藉于说明在保护生物学中个体、种群和物种水平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进行了讨论。很明显，我们的文章是关注种群和物种的生存。个体标本在我们的论点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种群规模小，特别是发现这样的个体与致命病原体共存时（如重新发现了两栖动物种群），采集行为可能会大大减少其种群的数量。

我们并未声称科学收集是灭绝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知道灭绝的主要威胁来自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商用、外来物种入侵、毒素、传染病和气候变化。收集者们可能获得了最后的海雀，但在这个人类过度开发的时代将物种推向了灭绝的边缘。当然，缺乏种群规模的可靠估计，在一个小的、孤立的种群中收集生物个体，当然可构成一个灭绝的风险。我们认为，突出这一风险是重要的，并建议如何减轻这种威胁。

我们对Krell与Wheeler的观点感到不安，这似乎表明：收集脆弱种群是合理的，是为未来保存这许多走向灭绝物种的存在。即使对很小的种群，似乎也应该去进行标本收集，因为这些物种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收集一个标本增加了灭绝的风险，那么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Krell与Wheeler反对我们假设“未来的科学需要什么”，是一种“傲慢”，但我们发现他们的建议更傲慢，那就是建议分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不应该关心将物种打入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

科学文化的改变是很困难的。历史悠久的工艺被新工艺替代总是会出现一些质疑。标本收集也不例外，尤其我们正在进入第六次大灭绝时代的今天。我们鼓励用新方法来记录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以便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提出的科学收集的预防方法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找到了鉴定生物的新科学方法，不会对已经弱不禁风的种群施加额外的压力，或者我们确认了某个物种已经死里逃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