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每个科研基金资助机构都希望能支持重要的科学研究，所资助的项目能产生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也有没有找到什么简单的标准能识别真正重要的研究工作。实际情况是，获得资助的项目鱼目混杂。因此，这里显而易见的两个问题是：我们已有的评判机制和标准是否真的能够发现有意义的研究？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否能促进最有影响的科学研究？上周出版的Nature（2013-10-17），就这些问题发表了由许多文章组成的专辑（分散在特写、观点和职业等栏目中）来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改善中国目前以“唯SCI 评价体系”所建立起来的科研指挥棒的方向，应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专辑的社论文章指出，在确定如何评价研究的影响力之时，其中的任何措施都可能是有导向性的，而这些措施可能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向效应，因此应该十分小心。例如，鼓励将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历史上有影响力期刊（Cell, Nature, Science）上，一方面提升了科学家制定雄心勃勃的研究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了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夸大其辞，出现重现性的问题；用杂志的影响力来评判文章肯定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其被引记录可能有巨大的差异。因此聚焦于各文章本身被引用、被阅读和被下载的情况可能更客观一下，同时还应认识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强调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可让科学家认真对待纳税人的钱，但同时也可能分散了科学家对科研本身的注意力，而去注重一些毫无意义的专利和挖苦心思办垃圾公司。其次，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评估必需有明确的测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必需是公开的，开放是赢得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在论文中能多介绍一些清晰的方法和流程，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布完整的数据，这是最好的，尽可能消除一些让他人质疑的地方，这也可能带来研究工作本身影响力的提高（详见本文最后一段）；而饱受科研人员诟病的仍然是“滥用影响因子”——评价者盲目选择评价指标对引导科研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无论何时，用科研论文来评价科学家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这一条总是需要的。从事科研的工作者都知道，在何种杂志上发表论文，显然是很有讲究的。在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有助于事业的上升。近几十年来，最受追捧的期刊非Nature和Science莫属了。一旦在这样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有了更多的资本得到工作的机会、演讲邀请、资金资助、甚至还有各种奖金和奖品。许多科研工作者为了能在类似高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使出了浑身解数。因此，许多科学家也把更多的精力放期刊的选择上而不是集中在科研问题可科研方向本身。正如伦敦帝国学院的结构生物学家Stephen Curry在自己博客中所说：为了追求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文章，科学家就像着了魔一样。有一些批评人士正在努力改变研究者们对科研价值的评判方式。例如，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Sandra Schmid也试图正在寻找合理的方式，识别有前途的科研候选人而不是单纯依靠文章所发表的期刊来判断科研能力，她认为“为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做科研的弊大于利”。甚至有一些科学家成立了一个组织，承诺不向Nature和Science期刊投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科研原则,但是大部分青年科学家并不愿意加入这样的组织。 这可从本期Nature的调查中理解这样的结果：杂志调查了一些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文章的青年科学家，发现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确实为他们的事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Elsevier 的科学顾问 Henk Moed指出，文献计量学家正在试图定制提高期刊质量的措施，与此同时也想要改变研究者的科研价值取向。

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英国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Yingjie Peng认为在美国和英国，是否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没有在中国那样重要。大家不会过分关注某一篇文章是谁做的、发表在哪里，他们更加关注文章中的具体工作和所用到的技术。他认为自己的一篇关于星系演化的文章，三年前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就是比较好的案例。 比起Nature和Science，《天体物理学杂志》对论文的字数限制少，这可使得他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实验过程并解释实验结果，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结论。他认为正是这篇论文为给他带来了 Cavendish 的工作。 另一个例子是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细胞生物学家Anke Bill，最初她做了大量的工作，想把文章发表在Nature上，但是评审意见认为需要做更多的实验。可当她再次提交论文和补充的数据后，Nature编辑又以文章太长等为由拒稿了，转投Cell被接受了。在她看来，在自己的领域Cell的影响力更胜一筹，这篇论文证明了她有发现和验证一个新假说的科研能力，让她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

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执行董事Stefano Bertuzzi表示，尽管在当前的科研氛围下，顶尖期刊被过分“抬高”，但是这种现象会随着开放存取的推进而有所改善。 随着开放获取杂志的推进，这两个世界最顶级的杂志本身可能也面临着剧烈竞争。这些杂志的影响力也在这种竞争中逐步发生变化。例如，一些倡导开放获取的杂志把重点就放在“打击”Nature和Science，它们给自己打上了“魅力刊物”（glamour journals）的标签。因此，现在有一些科学家指出，在投稿时可以选择一些稿件相对较少或发表量大的期刊，例如在线发表大量论文的PLoS ONE。一个真正好的工作，其实也不会被顶尖期刊拒稿的，但是周期比较长，如果能发表在其它期刊上，论文可以更快发表一些。因此现在许多作者越来越喜欢PLoS ONE开放存取的做法了，这样读者更容易早日看到论文。其实，现在人们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现在人们在查阅文献时，通常是通过谷歌搜索的，而不是通过论文影响因子。 

专辑还对顶级期刊自身的发展做了一些分析。一些迹象表明，这些顶尖期刊并没有跟上出版界的增长步伐。过去十年，研究人员向Nature和Science上投稿量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其他杂志的平均增长速度快。2012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的信息科学家 Vincent Larivière 研究了一些世界顶级期刊。他发现，尽管这些期刊出版的个别文章的被引频次在不断上升，但是就整体而言，平均被引频次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在网络出版的压力下，已经导致大量的在线信息的出现，那么顶级期刊也必须转向致力于提升论文阅读价值，选择最优的文章发表。

最后，补充一点，也是来自本期Nature所推荐的一篇文章介绍关于数据分享的问题（H. A. Piwowar and T. J. Vision PeerJ 1, e175; 2013）。文章认为：乐意分享他们数据的科学家，其引用会得到提升。作者调查了2000年和2009年之间有关基因表达的10555篇论文引用情况。对于那些提供免费数据的文章，与限制数据访问的文章相比，增加了9%的引用。对开放数据，在文章出版6年之后，其重用和引用还会继续上升。该文的合作者Heather Piwowar，也是开放指标服务ImpactStory的合创人，发表谈话认为，刚进入科研领域的青年科学家更应该分享他们的数据。“这会增加他们研究的影响力，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引文统计和显示度。”Piwowar还建议研究人员把他们的数据保存在著名的、容易访问的存储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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