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数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取得了突出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广泛的渗透性和应用性。数学用形式语言描述研究对象，简化对象之间复杂的依存和相互影响关系，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精确地揭示对象之间逻辑规律,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工具，数学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能够应用数学的时候才算真正发展了”（马克思语）。今天，数学已成为分支繁多、体系严谨、应用面极广的庞大学科，在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笛卡尔所说，数学是人类知识活动留下来最具威力的知识工具，是一些现象的根源。数学是不变的，是客观存在的，上帝必以数学法则建造宇宙。

       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比较，社会科学对数学的应用相对落后，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没有资格应用数学，而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混沌性和不分明性，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难度要大得多。但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数学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中的成功应用，大大提升了这些学科的科学特质，催生了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为社会科学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舞台和范例。

       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数学的应用虽然不向经济学和管理学那样系统、全面和深入，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书馆统计应用为标志，上世纪30-40年代通过经验统计得到的、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中具有奠基性的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和文献的增长与老化定律先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维克利、费尔桑、莱姆库勒、曼德布罗特等。他们先后用概率论、信息论、函数论对这些经验定律给出了严格的理论推导，并将其统一到一个表达式中，揭示了文献情报流的规律，大大推动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定量化研究，使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和应用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文献计量学，使图书情报学科渐趋成熟，得以向其他学科输出研究方法。如果说数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在这一阶段仍然显得零散，但在计算机运用于图书情报工作之后，特别是网络兴起和普及应用之后，数学便广泛渗透到图书情报学科和图书情报工作的各个领域，涉及知识信息获取、组织、管理、发现和评价的各个方面，从系统到模型，从方法到原理，逐渐形成体系，其研究水平和应用深度大大提升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科学性、严谨性。我曾多次强调指出，图书馆学情报学要取得突破，在微观上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1）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2）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其实，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突破也必然要仰仗数学的支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学界的一些年轻学者在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时，就意识到数学应用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在定量化研究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在文献情报流规律的揭示、图书情报服务统计、情报检索模型建立等不少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本书作者之一邓珞华和孙清兰、范并思还编写出版了《图书情报数学》，被一些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用作教材，为推动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应用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起到了积极作用。90年代以后，由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全新的网络信息环境给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这些课题如果不采用数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就不能获得突破。以此为契机，我国图书情报界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更开始了一个定量分析研究的繁荣时期。如今，当时的年轻学者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当我们看到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由于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欣慰。

       数学的应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环境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大批硕士和博士，他们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有能力应用数学开展定量化研究，有不少学者也的确做得不错。但遗憾的是一些学术期刊对此没有兴趣，不愿意刊载满是数学符号的论文，称其为玄学。当然，我们反对利用数学语言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很难设想，一份完全没有数据、没有模型、没有推理论证的期刊会拥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图书情报界是较早应用数学开展研究的学科领域，但我们看到，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界在近10多年来已经大大超越，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些领域的学术期刊强力推动和支持是重要原因。

       在邓珞华等人1983年出版的《图书情报数学》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网络时代知识获取、组织、发现与利用的内容和特征，以及数学应用的新进展，邹晓顺、王晓芬、邓珞华三位老师编写了《图书情报应用数学》。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该书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数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分支的应用，对推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定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积极支持本书出版，显示了该社领导和编辑的远见卓识，不仅重视“图书馆人文”，也重视“图书馆数理”。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三位作者不是专职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科研和教学的教师，而是长期供职于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从事研究和编写工作，这就更加难能可贵。邓珞华同志在图书馆工作30多年，但笔耕不掇，一直坚持图书情报应用数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王晓芬同志是数学教授，又兼图书馆馆长，她的加盟使本书在数学理论和应用上有了更大的可信度；邹晓顺同志长期从事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和系统设计，他撰写的章节使本书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一“黄金组合”保证了本书的成功写作。

       由于图书情报应用数学涉及大量的数学分支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也没有同类著作可以参考，完成编写任务之艰巨可以想见。正因为如此，本书也必然的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我相信读者会独具慧眼，在阅读和使用本书过程中与作者交流互动，不断锤炼，使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更加完善。

      《图书情报应用数学》付梓之际，作者邀我作序，写下上面的感想，以表达我对三位作者的祝贺和敬意。

                                                                                                                                          马费成

                                                                                                                             2011年2月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