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首次披露了20年前三峡论证拒绝签字的人。在重大工程或重大项目（如当今的转基因主粮问题）上，那些发对派的意见尤为重要，唯有反对派可能头脑是冷静的。在拒绝签字的专家名单上，有笔者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名字。以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办公室还保留有侯先生当年一些重要资料），但详细的信息还是第一次了解。感谢记者的报道，让中国人民知道了曾经还有这么一个“弱势”的专家群体，他们并没有被权力或金钱所左右。
王峰
4月15日上午11时，水电专家陆钦侃的追悼会在八宝山竹厅举行，走完98岁人生旅程的陆钦侃告别了送别的冷清人群和曾喧嚣一时的三峡工程论战。
5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在三峡工程论证中就被认识到的，而且是可控的。”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原副总经理、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袁国林告诉本报记者。
那场著名的论证开始于1986年6月，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分为14个小组，共412位专家参与，历时3年。同这场论证一同载入史册的，还有拒绝在论证报告中签字的9名专家。
事实上，陆钦侃并非那9名专家之一，其时他的身份是防洪论证组顾问，而非专家。如今，9位专家的姓名已鲜为人知。幸运的是，他们的名字和部分论证意见被历史档案所保存。“三峡工程事关重大，反对意见理应得到保留。”三峡研究者任星辉说。
“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出身水利世家的袁国林是三峡工程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如今，早已从三峡工程岗位退休的袁国林对记者感叹，他最关注的三峡问题是移民和环境。
在当年的论证意见中，给出了“淹没涉及的各县（市）都有潜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市）范围内统筹安排解决”的结论。在当时的移民安置中，还没有如今的社会保障概念。
“动态移民113万多人，我认为涉及的不仅仅是113万人，因为这是个双向问题，还涉及到移入地区人民的承受问题”，综合经济组专家郭来喜当时认为。时任中科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的郭来喜本是三峡建设的积极分子，但在参加几次论证会后，变成一个“慎重态度”者。
在具体意见中，论证报告给出了目前仍在使用的“开发性移民”方针，但也坦承“目前尚无系统的经验”。由于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的重中之重，论证组的专家规模相当庞大，唯一没有签字的专家是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司总工的李玉光。
而为了更好地做好移民工作，论证组还请来了45位地方负责移民、规划工作官员代表，其中唯一没有签字的是时任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廖文权。
对环境的评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和不同时期。“水库水质变差、支流的富营养化就是水库建成后出现的新问题，但都是可控的。”袁国林说，他尤其向记者强调了水库建成后的水土冲刷问题。
这亦在当年的论证辩论议题之中。在生态与环境专题论证组中没有签字的顾问侯学煜尤其指出“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侯学煜时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于1991年逝世。
在1988年的论证中，76岁的侯学煜指出：“建坝后，沿江两岸的密集人口，势必要扩大到山坡上找出路，于是毁林开荒、陡坡种植、有增无减，随之土壤侵蚀，贫瘠化的现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强度加剧，泥石流、滑坡、干涝灾害也日益加重”。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强制性的植树与禁垦指令在多地施行。2005年时，当时生态与环境论证组唯一没有签字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昌笃等生态学家还被请回三峡，对湖北、重庆段的三峡风景名胜资源进行了评估。
“妥善处理防洪、发电、航运关系”
当年未在报告上签字的综合经济组专家何格高曾在当时国力情形下，考虑能否承担三峡工程。在何格高看来，当时迫切需要满足建设资金的其他工程就包括“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
防洪组专家方宗岱于1988年3月20日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到，葛洲坝的兴建，原以发电为主，周总理审阅报告时，认为不对，应改为航运第一。李先念同志插话说：“若葛洲坝发生川江碍航，是要拆坝的。”
为此，葛洲坝工程曾停工两年，做了大量模型实验。在三峡航运问题上，论证组结论认为“围堰发电水位135米及初期水位156米运用期越长，对航运影响越大，应尽量缩短”。
事实上，1988年的论证结论就已表明，防洪、发电、航运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其时，许多航运专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三峡水库经常用于拦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峡电站承担调峰任务太重，都将影响三峡工程通航条件，使航运效益受到损害”。论证结论对此表示“慎重对待，妥善处理”。
影响航运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泥沙淤积。在此问题上，两位重量级人物选择了保留意见，他们是陆钦侃和方宗岱，其时二人分别担任防洪论证组顾问和专家。
“陆钦侃在民国时期曾被派往美国学习水利，就是当时准备修建三峡工程”，三峡研究者任星辉说，“在三峡工程上马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陆钦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操守，转而谋求‘改良’，呼吁保留大坝的导流底孔”。
知名泥沙专家方宗岱于1991年去世，在当年的论证中，方宗岱本应进入泥沙组，却被安排在防洪组，但他仍将意见集中在泥沙问题上，指出“三峡是细沙、粗沙和卵石胶结在一起，很难冲排”。
水利专家刘国纬回忆，在三门峡工程改建中，方宗岱力主打开全部12个底孔，“经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三峡工程同样留有22个导流底孔。
“三峡工程不宜早上”
时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主任工程师伍宏中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论证专家会，亦没有签字。他在给论证组的一份书面意见中认为，三峡是一个好的电源站，远比建设火电来得经济，是应该开发的。但他在做了三峡积极建设和适当推后的比较后，认为后者较为经济，即以先开发西南和中南一批较经济的水电站，再开发三峡水电站，比较有利。
时任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咨询的程学敏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最后一次论证会，但他表示“不拟签字”，原因是他认为论证的造价资料都是初步的，经济论证可靠性不足。
作为电力组的专家和综合规划与水位组的顾问，时任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的覃修典均未签字。覃修典是我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我国最早的几座水电站以及新中国第一批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者，于1994年去世。
在覃修典看来，三峡工程不应急于建设，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说，“三峡如果没有上游工程补偿调节，三峡本身库容相对很小，调蓄能力很低。这种不稳定电力要大范围长距离输送，质量上是难以保护的。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世易时移，国内的经济翻番式增长，并出现了“电荒”。综合经济组专家何格高当年拒绝签字，理由是担心三峡工程会否占用“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或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的建设资金。对于如何在提高经济效益情况下多发电，何格高曾给出一个三峡工程和溪洛渡、向家坝、枸皮滩三个水电站相比较的方案。他计算后认为，三个水电站比三峡工程可多得保证出力（指水电站在多年运行期间所能提供的具有一定保证率的电力）100万千瓦，年发电量67.8亿千瓦小时，而移民数却少99万人，淹地少33.7万亩。
这一比较，被同组另两位拒绝签字的专家郭来喜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黄元镇所认同。
2006年，三峡总公司负责建设的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相继开工，但三峡总公司一位原负责人告诉记者，仅仅移民安置费用标准，就比三峡工程高了数倍。
如今，电荒与干旱同时袭来，蓄水发电与航运、防洪灌溉的矛盾再次拷问三峡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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