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对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学术期刊编辑部进行取消和转企改制工作

       9月3日，北京某重点大学下属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编辑纪晨(化名)盯着电脑屏幕忙碌着，但是近期他经常关注的不仅是杂志的稿件，还有其他学术期刊编辑们的博客。因为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着。

       一个月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出，所有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报刊编辑部，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转企、并入、注销和转内部资料。

       《办法》还说明：“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所以，如果取消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编辑们将何去何从一下成为他们在网络上讨论的热点。

       8月中下旬，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强调，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是报刊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推动产业发展、解决小散滥问题的必由之路。

       法治周末记者从中国知网的数据获悉，截至2012年8月30日，其收录的学术期刊总数已达7058家。转企改制，是摆在这些学术期刊杂志社面前的一条路。而依托高校发展起来的学术期刊杂志与高校出版社的关系一直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态。在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高校学报纳入高校出版社管理；后来又大多纷纷分离出来，学报成为独立的一个部门(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些年来，只有少数一些学报在高校出版社管理之下。如今，《办法》颁布后，高校学报和高校出版社又要并到一起。但这个过程中没能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依然留存，所以《办法》出台后，各方都仍在观望、等待。

       老编辑的小变化

       纪晨的编辑工作，并不算特别忙。

       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被按照月份划分了主要负责的刊数，只有在自己担任主要责任编辑任务的几个月里，纪晨需要整天的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与作者沟通有关信息、与审稿专家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联系、进行文字编辑工作、设计版面并交付印刷。而在自己不承担主要编辑工作的月份里，编辑部并不强制要求坐班，所以纪晨在日常工作之外，会有相对宽裕的个人时间。

       这样的工作节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因此纪晨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编辑部的人员流动并不大，尽管编辑队伍中硕士、博士的比例很大，也确实有一些同事会考虑未来的发展空间，在职业生涯出现瓶颈时离开，但更多的人会稳定地工作很久。

       当然，纪晨也毫不讳言同行中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与这个职位相伴的事业单位编制。有了编制，编辑们可以同等享受学校提供的福利待遇，这些待遇所意味的不仅仅是学校食堂的就餐卡、稳定的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还有子女将来受教育的便利。

       而现在《办法》出台后，想到如果身份转换成企业工作人员，上面的一切恐怕都将改变，纪晨的同事就有人拍桌子表示不想干了。

       不过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副主编赵大良看来，除了工作压力会增大，《办法》倒不会对现有编辑造成太大影响。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和之前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来看，应该会继续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进行改革，赵大良说。

       按照这个方法，现有的编辑应该会保留原本的事业单位编制身份，档案也依然留在学校，退休后也依然按照原事业单位规定计算养老金和待遇。只是在工作期间，到企业工作，服从企业要求，工作期间薪酬待遇按照企业标准计算，但企业的薪酬标准比照事业单位一般是会有所提高的。只是以后入职的新编辑，会按照新的企业标准来确定。

       赵大良在自己单位的会议上讲了自己的观点，很多编辑听后表示心里踏实多了。

       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

       即便是“老人老办法”，也有些变化无可避免地会发生，何况还有“新人新办法”。

       纪晨比较庆幸，他所属的院校在完成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后，很有远见地尝试对学术期刊编辑部采取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出于核算人力成本的考虑，纪晨现在的同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一半，因此每个编辑的工作量都翻了一倍。虽然工作压力变大了，但按照企业标准考核后，效率确实提高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行业评比中拿了好几个奖项。

       有一点或许可以为此佐证，相比不少期刊杂志社类似于老事业单位办公室的办公环境，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纪晨的办公室非常的企业化：磨砂玻璃门、桌子底下的交换机、隔断式办公桌……都颇有现代企业的气息。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外出版企业对国内的冲击，纪晨对这一目标表示认同，他同样认同的，还有总署多次提到的国内出版行业面对国际巨头如同“小舢板”的比喻。有些国际巨头一年的营业额甚至超过国内全行业的营业额，纪晨说，而且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跨国出版企业的经验也表明，学术期刊集团化发展是可以盈利的。

       但市场行为需要主体具有法人资质，而目前学术期刊编辑部是非法人，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出版署的《办法》，学术期刊界已经看到，‘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要改企，要推动产业发展。”《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分析道，“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无独立法人资格，不在于改成什么企业，而是首先要搞清楚学术期刊能不能像企业一样生存，形成一种产业，甚至带来经济效益。”

       学术期刊从一开始就挂靠院校和科研院所。这样学术期刊就类似学校下属的院系，学术期刊办理广告、工商、互联网、公安等业务时全都需要先到学校办理手续，不仅降低效率，学校也不胜其烦。所以，纪晨觉得要实现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

       但北京某211重点高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苏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高校出版社的工作与纪晨他们学术期刊的工作存在不少差别，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现在是要每天坐班，工作绩效是按全年出书的码洋甚至单品种计算，而非按负责月份计算的。当然，相应的，工资肯定会高，随着工作年限的提高加薪幅度也会更值得期待，苏航强调。

       作为一名老编辑，纪晨对这些倒不是太过忧虑，因为他所属的大学非常重视学术期刊的发展，他相信学校肯定会有适当的安排。

       但是编辑队伍将来的发展，纪晨确实有些担心。因为目前学术期刊新进编辑每月三四千元的薪酬在北京并不太具有竞争力。能够每年吸引到高素质人才的加盟，事业编制和户口是主要因素。而改制后，这两个要素都会严重削弱。

       这种忧虑并非来源于空想，因为已经先一步开始了转制的尝试，因此今年他们招聘到的一位具有海外硕士学历、素质非常优秀的年轻编辑工作半年后，在没有事业编制、户口问题也未能落实、收入又不高的情形下，选择了跳槽外企。

       所以，尽管当前以硕士、博士为主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暂时依然让纪晨骄傲，但想到未来纪晨深感无力。赵大良则表示：“这个(情况)是肯定的。你看现在大学要招人很容易，但出版社就比较难，原因之一就在于事业单位身份隐藏的福利。”

       “虽然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这次《办法》的出台，事前还是缺少了一个试点环节。”纪晨说。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正式编辑，纪晨其实很理解这次改革。

       从2002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出版、发行、影视、演艺、广电网络、新闻网站、非时政类报刊等经营性文化单位，按照要求要逐步转制为企业。

       “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2010年的时候，出版社已经完成了改制，接下来非法人报刊编辑部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就在意料之中。”纪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尽管纪晨言谈中对改革不但理解，而且总体上支持，但他还是表示他个人觉得这次改革在方式上有点不太合适。

       这基本代表了网上大多数参与讨论的编辑的观点，认为不应当改革的几乎为零，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式，如何确定编辑部的归属，成了热议的焦点。

       赵大良认为，参考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最终不会是只有“所有编辑部全部转到企业去，由企业组织学术专家来搞学术出版”这一种模式。

       目前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学科教师为主、编辑为辅配合，编辑人数少，主要负责学术评价及其组织，围绕主编进行工作，出版和发行分别交给印刷厂、邮局和网络公司。这种模式下，改制对其冲击并不大，因为把它本来就不太重视的出版发行部分交给企业，出版发行会做得更强。受影响的主要是以编辑部为核心运作的期刊，对市场考虑的少，而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从市场的角度来经营、来集约化、来拓展，编辑的地位随改革会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分化——留在事业单位组织学术评价或者转到企业从事编辑加工和发行。

       “国际上也有出版企业没有学术编辑部，但这个工作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做了。但我国有个特殊情况，国内的专家、学者缺乏这种传统，在自愿自觉投身学术出版方面的意识比较弱一些，所以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配备了一批专职的编辑来协助沟通学术和出版，高校也觉得需要配备一批专职的编辑帮助出版企业来从事一些成本很高、但经济效益不确定的工作。”赵大良说。

       赵虹非常看重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赵虹认为，学术共同体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学术期刊难以像国外一样筹措经费，造成经费困难；一方面导致论文的学术评价多数要由学术期刊编辑部来代劳，从而造成一篇论文的评价高低，不是主要看文章质量，而是主要看所发表的刊物办得好坏的怪现象。如此，一边是学术期刊版面有限，一边是评职称、做课题都依赖论文发表，这种不对称也是国内学术期刊版面乱收费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万东升也认为期刊改制办法没有广泛征求业界人士的意见，忽略了西方的经验得失与教训。

       赵大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学术期刊能否市场化已经争论了好多年，这里面他认为有一个概念被搞混了：那就是，学术期刊是否能等同于学术。

       赵大良进一步解释说，学术期刊出版是由学术、期刊、出版三个要素整合形成的。这固然与学术有紧密的联系，但也不能排除其商品属性。学术研究形成学术信息，经过评价和筛选通过期刊发布，信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所以，学术期刊是一个载体，它有可经营的部分，但也有学术的部分。

       什么样的稿子可以发表、具有创新以及确立什么样评价标准，这个部分与学术紧密相连，不能考虑经济效益。所以，关键在于这一决定权的归属。如果这部分决定权能够交给专家和学术编辑去决定，那么筛选、形成后的信息交由出版商去经营，无疑有利于扩大学术的影响力。但如果将学术评价和决定权归于出版商，就可能产生多数编辑所担心的，出版商会出于生存或谋利的考虑改变了学术应有的评价标准。

       与别人不同的是，赵大良并不担心出版企业能否担负学术的职责，而担心的是出版企业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成本。“让一个商业企业来做这样一个成本很高、效益不大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企业愿不愿意？还有，它是否背得起？”赵大良反问道。

       “为了名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还是为了利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际上的出版巨头也会考虑他的学术品牌，只要能保障其自身的生存，一个正规的出版商也会通过提升学术影响力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赵大良补充说。

       鉴于学术期刊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赵大良认为国家、社会和高校也应当帮助出版企业分担一部分经济压力。这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给钱，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二是代工，帮助其承担一部分不具有经济效益、纯学术的工作。

       如何划分学术出版这一流程，以及如何限制不规范的、突破底线的行为出现，赵大良希望能以法规的方式有个明确规定。但是，《办法》出台至今，尚无进一步的细则。按照之前高校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教育部还应该会有一个文件，因为现在学术期刊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高等院校的定位尚未明确。因此大家都还在观望、等待教育部的说法。纪晨说。

       与此相应，苏航颇为诧异记者的询问，他说：“关于此事，出版社这边尚未收到任何消息。”

       参考以往的改革经验，赵大良对改革的进展还是保持乐观。因为《办法》的影响不仅因学校的地位、类型和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还要由改革的最终方案来确定，《办法》也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方案。

       而赵虹则有些忧虑：“中国的学术现状远不能使人满意，学术鲜有创新，教育行政化、学术权力化现象十分严重。改变这一现状，要从制度着手，要加大投入，而不是把它们推向市场。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改革学术期刊，要从形成的原因上入手，要有相配套的措施。简单地组合打包、产业化、市场化，就如同当年搞的大学合并，大是大了，是肥大、肿大，而不是强大。前车之鉴，当慎重。”

       姚远(中国期刊史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光绪15年(1889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的前身圣约翰书院在上海首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约翰声》双月刊；清光绪23年(1897年)1月，浙江瑞安利济学堂(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份侧重中医、兼顾农学的科技期刊——《利济学堂报》。到2008年，我国1917所高等学校共主办有期刊2712种，其中科技期刊1494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1218种。科研院所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和科协系统已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三大主办者。

       我国学术期刊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我国学术期刊的诞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很相似，那就是学术期刊从它诞生开始就与大学、科研院所共生共存。中国学术类期刊、包括中文期刊的鼻祖——《吴医汇讲》(清乾隆57年，1792年)，或者传教士所办的西式中文期刊鼻祖——《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均起源于教育实践，要么是源于书院，要么源于中大专学校、大学，后来才衍生出大学学术期刊和其他行业各种类型的期刊。

       在晚清与民国初期，尚无中央研究院或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时，一切学术研究活动均归学部(类同教育部)。由于它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密不可分，故形成了今天这种挂靠在院校之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情况。

       长久以来，大学学术期刊在高等教育中、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继承作用方面、在高校知识创新的传播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应。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必须写成文字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和传之后世，这就是大学学术期刊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学术期刊就是大学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

       目前，大学学报这种特种类型的期刊已经融入或固化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成为一种特有模式，与校报(新闻报纸)、出版社等构成一个一报、一刊、一社的整体，融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当前很多学术期刊靠版面费来维持运营，出现收费乱象。如何看待学术期刊的版面费问题呢？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这种情况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直到现在，国外科技学术期刊对特约稿件以外、达到发表水准的自然投稿收取版面费的几乎在半数以上。在我国则滥觞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版面费+拨款”，逐渐成为维系学术期刊生存的一种重要办刊模式，尤其是985、211工程一类的大学学术期刊，版面费已经占到总收入和总支出的70%至80%。但是，由于国家从未在法规制度上给予版面费收取以合法地位，或规范收取行为，造成了实际上的泛滥和收取标准的极大差异。

       由此可见，我国期刊发展从未形成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独立经营体制，即使有附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社办期刊，亦非一级法人，因此今日的期刊改企换制，必须考虑到这种历史原因。在考虑期刊改制时，必须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社团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科学技术体制、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联动机制，否则就会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