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徐诵明

——纪念徐诵明诞辰130周年

姚远

    82年前的1938年5月30日，以及次年8月2日《申报》在满目充斥抗战消息的两个不起眼的位置发布两则新闻。前者不过190余字，题为《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后者也不超过200字，题为《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为西北大学》。虽然，这两条新闻时隔一年，内容简短，所处版面也不突出，然而它却标志着同一件事，即近百年来西北高等教育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即从沿江、沿铁路线“点线”式的分布转向西北“面上”的分布。

图  《申报》1938年5月30日和1939年8月9日关于徐诵明到达汉口

和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的报道

《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对徐诵明等人这次汉口之行的报道虽很简略，未涉具体内容，但综合其他媒体的报道，却可知其大致内容，即：国立北平大学原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徐诵明等于1938年7月25日赴汉口向教育部报告抗战迁徙经过和请示下阶段工作时，教育部等当局特别强调“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教育部长陈立夫表达了与其他部门大致相同的意见，“亦希望本校不离西北”。徐诵明等回校后，在多种场合强调：“本校自平津三院校迁陕成立，目的在保持原有学校基础，发展西北学术文化，筚路蓝缕，不惜一迂回曲折以靳达到，用心良苦”，故本校“苟非至严重紧急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本位或迁避他处”。本校将以“有计划有组织之企图，示范民众，以为长久抗战民族解放之发动机”。实际上，这是徐诵明首次谈到西北联大在我国大西北的战略性迁徙安置的战略构想。《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为西北大学》虽很简短，但它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临时大学”“联合大学”这种因战争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结束了，要将西北联合大学“一分为五”，取消“常委负责制”，改为“校长负责制”，转变为皆冠以“国立西北”的5所大学——“使均成为西北高等教育机关，藉期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或者说意味着将5所大学永久地展布于大西北。

徐诵明，字轼游。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在1907年浙江反英护路风潮中，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赴日留学，与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1910年再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结识吴玉章。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毅然返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因局势突变，遂于次年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1918年毕业后，留校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时曾资助郭沫若办刊，并参加爱国反日活动。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他曾为学生、共产党员贺诚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其得以在上海开业。1929年，创办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32年继沈尹默任北平大学校长。1934年聘范文澜、许寿裳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1935年，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提出抗议，并与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方设法予以保护。1937年率校迁陕，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在百岁寿辰前夕，经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26日病逝于北京。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徐诵明即深刻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全境，侵占热河，进一步觊觎华北的狼子野心。1935年12月，徐诵明即派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专程赴西安，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接洽迁陕，“将国立北平大学易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因此，徐诵明关于西北联大在大西北展布的战略思想，并非突发奇想，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对北平大学战时西迁就有所思考。历史事实表明，是他将国立北平大学整建制地带到了陕西，并将其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全部留在西北，构成了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这也使他成为实施和实现西北高等教育历史性转折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他作为曾担任五所高校校长的资深教育家，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强调“西北联合大学尤负西北文化重责”；“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必须“领导地方提高文化”。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此次抗战为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亘古无伦。吾侪生此伟大之世，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的说法，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在1937年10月19日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中，也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复国家民族之基。到陕以来，竭力筹划”。由此可见，在西北展布高等教育的战略已经开始具体筹划。1937年10月28日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电中有“国难方殷，教育责任愈重，诵明等以院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国家教育计，未敢缄默”，这是在重申对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未敢缄默”的责任。王世杰在1937年10月21日的复电中回应这种战略，指出“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 在为《国立北平大学一九三九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他有“爰承中央之教令，于长期抗战之中，作建国储才之计，始草创于西安，继播迁于汉中一带，原来院系，暂有分合：以文理、法商、医三学院为西北联合大学之一，以工农两学院各为西北工农院之一，此为适应战时教育之令指，不得不然。” 这是西北联大常委或西北联大本身对西北联大展布西北战略的最早响应和最早的表述。

抗战胜利后，北平大学永远留在西北，文理法商主体和综合属性被国立西北大学所继承，工学被国立西北工学院继承，医学被国立西北医学院继承，农学被国立西北农学院所继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西北留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虽复员原址，但也为西北留下完整的工程教育学府。五所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院校的诞生，使其带上了“西北”区域的“胎记”，负载着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以此为标志，在国土面积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奠定了综合、师范、文、理、工、农、医俱全的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华丽转身，不啻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西北脱胎换骨般的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意义远比在东南沿海建大学的意义深远得多。它实现了百年来数代有识之士的梦想，从而奠定了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明根基。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在西北的展布，不仅激活了奄奄一息的西北地方原有的高等教育，延续、发展和新办了一批高校，目前在京、津、冀、辽、苏、豫、川、陕、甘等九省市有近30余所高等学校与其血脉相连。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国立西北五校形成705名教授（含副教授）和2169人的教职员队伍，培养了诸如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等9 015名毕业生，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截至2018年底，在所涉10所后继高校师生中走出诸如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师昌绪等195名两院院士，成就了诸如开拓丝路考古、接收南海诸岛等70余项重大科学发现或人文社科成果。

徐诵明是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人物，也是作为北平大学校长就此战略做出最大牺牲的一位常委。徐诵明先生对于他在抗战烽火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大西北，念念不忘。在新中国时期，他在北京的家几乎成为西北联大后继院校校友的家。1984年3月31日，他还与当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西北联大后继院校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一起出席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会见了当年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彭迪先，法商学院毕业生申健，文学院毕业生齐越等300余名校友，并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侯外庐、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曹靖华等一起出任名誉会长，表明他直到晚年仍然关心祖国大西北的高等教育。

佩戴着西北联大校徽的徐诵明1938年在城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