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修订《图说西北大学百廿历史》之十八

发现西北大学第伍拾号毕业证

1913年7月西北大学颁发的第伍拾号毕业文凭之上，有校长钱鸿钧、文科学长谭焕章、法科学长王觐墀、商科学长马步云的签名盖章和西北大学校印。它表明，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法政学堂别科甲、乙、丙三班学生随校并入民国元年由五学堂合组的西北大学，改为西北大学法律别科，至1912年7月，甲班届满三年毕业，至1913年7月，乙、丙两班届满毕业，以致西北大学刚合组的第一、二年均有学生毕业。因此，文凭颁发应有两批，第一批在1912年7月，第二批在1913年7月，所见编号为第伍拾的这份毕业文聘即属第二批。

图1  发给西北大学法政别科毕业生严尊谦（编号伍拾）毕业文凭

这是2013年11月18日，民国二年（1913）西北大学毕业生严尊谦的曾孙、陕西咸阳严骏先生向西北大学博物馆捐赠品中最珍贵的一件文物。其他捐赠文物还有：严尊谦任韩城芝川法庭庭长时诉状原件1份以及晚清陕西法政学堂和民初西北大学使用过的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教科书和辅助教科书共28册。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镌、双色套印木刻版文学教科书，而民初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自编油印的一部教科书《行政法》则为迄今所仅见。捐赠者严骏先生的曾祖父严尊谦，字吉六，清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涝店镇余姚村，祖籍浙江余姚，有一子一女，自西北大学毕业后任韩城县芝川法庭庭长，后调省城西安。其余事迹不详。

这份毕业证不仅证明西北大学与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等五学堂一脉相承的关系，也表明其高等教育的办学性质，弥补了相关史料的缺憾，对晚清与民初陕西高等教育衔接传承提供了有力佐证。

1913年《学丛》第三期“纪事”栏关于1912年第一批文聘颁发后，教育部发文收回由各校自行颁发文聘的旧规，要求先行报教育部核准。1912年这一批显然不在教育部须先行核准范围之内。因此，这批学生呈文张凤翙民政长要求省府转报教育部维权，西北大学也两次呈请教育部立案核准，强调“前以本校接收旧法政学堂地址开办大学之时，适值部令未颁，各生等以年限已满”“本大学发给五学期证书转咨立案”，并将“五学期考试成绩及勤学分数及教师的讲义、试卷也一并上报。 

图2  1913年11月出版的《学丛》第三期反映旧法政学堂毕业证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