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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1日,西北大学召开了学科发展史编纂工作会议。相关校史专家,宣传部、规划与学科处负责人,各学科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120周年校庆总指挥常江主持。
在会议上,校庆办负责人从工作分工、协作机制、进度安排等方面对学科发展史编纂工作作了安排,并就“百廿西大”口述历史讲述人推荐工作进行了说明。校史专家姚远通过事例介绍了学科史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对撰稿要求、内容要素、写作提纲进行了讲解。与会人员围绕着学科发展史编纂、口述历史工作作了讨论交流。
常江在总结中要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此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学科发展史是学校宝贵的财富,回溯学科源流,整理发展脉络,进一步明晰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理念、学术思想,对于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高校职能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站在建校120周年的重要节点,当代西大人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学科发展史。他强调,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师生力量,组建编撰工作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扎实工作;院系和学校编纂工作组要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保证学科发展史编纂工作按照计划进度高质量推进。
植根西北 融汇世界
西北大学百廿学科发展史
(1902—2022)
(草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文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部、国立北平研究院一部迁陕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终“一分为五”(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即“国立西北五校”。由此,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涵盖综合,文(文、史、哲、经、法、社),理(数、理、化、生、地质、地理),工(土木、矿冶、电机、纺织、机械、化工、水利、航空、工业管理),农(农、林、园艺、水利、畜牧兽医、植物病虫害、农化、农经、农机、农产制造),医(内、外、妇、儿、皮肤)、师范(国文、英语、史地、公民训育、数学、理化、博物、教育、体育、家政、劳作、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各个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学科体系,以及函授、社会教育、学前、小学、中学、预科、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教育体系,已然现身于西北大地。
西北大学的京陕两个历史源头,以及“地缘于陕,学缘于京”的基本学科格局就是由此形成的。
西北大学的京源即国立北平大学。它是北伐战争结束、南北实现一统大业后文化上的一个象征;它以教育机构学术化和学者管理教育行政的思路,对晚清民国以来旧的教育行政制度改革作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了破天荒的积极探索和尝试。国立北平大学规模浩大,初有学生百万,涵盖平津冀热河四省市,面积达14.4万平方公里。其目标是将区内大学合并为一所完全大学,不但成为中国学术之中心,而且要成为亚洲学术之中心。它所创建的第一个大学研究院——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虽仅存两载即独立设置,但成为民国时期一南一北两个规模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建制化的初步形成,亦成为今日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两代居里夫妇、郎之万、狄拉克、玻尔均为其座上宾,成为我国最早的核物理研究机构,是新中国核物理事业的起点。
西北大学的陕源虽然也有首先将西方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引入我国、首创民国时期最大模范灌溉区的李仪祉校长、我国留学水力发电第一人汪胡桢学部委员,我国第一部探讨古代方言音系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罗常培学部委员,以及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和曾创建4个大学数学系的熊庆来教授,我国诗词改革的先驱、以《婉容词》享誉诗坛的吴芳吉教授等一代名家,也有康有为题写校牌、鲁迅到校讲学等,甚至演变成为国共合作主办的西北第一所革命学府——西安中山学院以后,也有邓小平到校兼课,但整体上学术、教育和师资远非京源可比。正是由于“学源于京”“地缘于陕”的完美合一,构成了两源合流的强劲势态,流离此地的京源得一安身之地,奄奄一息的陕源复得借势重生,以共树“国立西北大学”旗号而归于一统。
纵观西北大学120年历史,无论是对北平大学综合性大学属性的整建制传承、京陕两源的合流,还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20世纪末的211工程,还是21世纪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的无非“学科”二字。因此,学科建设是一所大学的根本,由此切入,最贴近于西北大学的本真。这正是学校决定编纂《西北大学学科发展史》的理由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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