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社会，人应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中，一个人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有时候，一个人的选择，会给自己身边的人、事带来一些麻烦，但后者是次要问题，不能凌驾于人的基本权利之上。对于个人选择可能给别人带来的问题，社会需要建立相关的机制去适应和规范它，而不是相反，让人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去适应社会的机制。用压着别人的档案不放之类的手段，强迫让人放弃命运选择的社会机制，是不合理的机制。

           就学生、学校的关系来说，合理的机制，应该是建立在适应每个学生有自己选择的这个基础上。对于收、留学生这个具体问题，有很多机制可以参考。比如，美国学生考大学，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喜好，申请十个八个学校是常见的情况。结果有学生会同时收到好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最后学生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学校。这当然会对其它学校的招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学校需要适应学生的选择，建立自己的相关机制，而不是相反。

           有的常春藤大学招生，因为收学生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为了减小招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有一些相关办法。比如说“Early Decision”这个选项。假如一个高中毕业生成绩很优秀，也对哈佛大学情有独钟，他可以递进ED申请。这个申请递进和录取决定，都比别的申请要早。在ED这个选项下，有一种契约关系：如果这个学生被哈佛录取，他必须得去哈佛，无论学费有多贵，即使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也接收了他，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个学生也不能去了。或者说，学生需要撤回他在所有其它学校的申请。否则哈佛通知和它有联盟关系的耶鲁、普林斯顿等，这些学校也会放弃这个学生。所以，学生的ED申请，一方面可以表达他认为该校是首选，同时也有了一个约定，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如果那个学生没有被哈佛录取，他可以接着申请别的学校。极端情况是，学生被哈佛录取了，但他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庭事故，没有办法供他每年5-6万美元的读书费用，他可以选择不去，但他也没有办法去和哈佛有联盟关系的学校了。因为有规矩在先，出现这样状态会很少，不会对学校的整体招生计划产生冲击。

           另外一些情况，比如我们招收研究生，会花费很大的力气，包括提供飞机票，把人从别的国家请到学校来面试。在各种折腾后，如果我们要招5个研究生，我们会有一个至少10人的名单。我们先给排名最靠前的学生录取通知，他们可能接受，也可能谢绝。我们知道学生申请我们学校的同时，也会申请别的学校。学生谢绝了我们，多半是选择去了哈佛、耶鲁等学校。这时，我们会顺位把被谢绝的名额提供给10人名单上剩下的人，直到名额填满。在已经接收了、答应到我们这里来的学生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在签了到校合同后，又反悔不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有了各种选择后，或者没有其它选择下，到了我们这里，再反悔的可能性不高。但我们也讨论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去打官司，控告这个学生的行为。但这个官司学校不一定能赢，因为学生可能有足够让他做出自己选择的理由，让法官判他有理。即使法官判学生无理，他也不能强迫学生到我们学校上课。最可能的情况，是罚款了事。一个学校，如果要做和学生打这样官司的事，即使赢了，也是得不偿失。这样跟学生过不去的学校，还有谁愿意来？

           同样，我们在招收研究人员时，也是招一个人，会有一个备份名单。如果第一个人因为我们提供的条件谈不拢，比如工资、启动经费等原因，没有接受我们工作，我们就会去找顺位中的第二个人。所有这些规则、程序的一个根本，是认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建立有关的机制，来处理可能的行政上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社会竞争的各种艰难机会中，选择了其中一个机会后，他要做出反悔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中国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但总的来说，无论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人，现在选择职业和栖居地的自由度，比30年前要大了很多。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人们现在不用担心自己的档案中被塞进黑五类之类的东西，然后伴随一生，像咒符一样让人一辈子不得安身。但现在的大学中，给一个学生足够的选择机会还不算多。一个学生大学毕业了，同时申请好几个机构的研究生或公司工作的机会也还不算多。因此，很多学校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机制，来面对因为学生的各种选择而出现的复杂情况。一旦出现某种情况，就怪罪到学生的诚信上，而不是去自省学校机制上的缺陷。保送一位学生上研究生，固然是对学生的一个优惠，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更好的事去做，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学校该做的事情，是祝福这个学生，为他的选择提供该有的帮助，而不是设置障碍。

           反过来看学校的管理，也应该在学生有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些相关机制，处理各种问题。比如，对于保送上研究生的学生，学校应该有应对学生可能会走人的措施。事先要有公开明白的条件和要求，当学生根据这些要求签署合同时，知道各种利害关系。一旦毁约，按合同处理即可，和诚信与否无关，那样太沉重了。把丑话说在前面，白纸黑字写在书面上，你要愿意，就来受罪，否则你走你的阳光道，把独木桥留给别人，完全用不着把诚信之类的东西搅和进来。这个世界，大家活得都不容易。在没有规则的状况下，最底层的人、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最容易被“不诚信”。

           学校也该建立备份的可选择学生名单，当前面一位出现有其它选择的情况时，有别的学生可以替补，不要让名额作废。理念上，做老师的也别认为保送一个学生是对学生的恩赐。一个学生能被保送，是因为学生自己好，被保送是应该的。如果一个老师对该保送的好学生不推荐，那算什么老师？也不要指望学生的回报。把好的学生推荐出去，是做老师的职责。学生以后什么样，他自己负责。此外，学生为自己的命运前途，常会寻求几个可能选择的保险做法，这个没有错，尤其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中。学生这样做而没有广而告之，是保护自己隐私的正当行为。不要以为学校有权利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学校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很多的人，都是从一个单位换到一个更好的单位，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点，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有了位置并能吃饱饭的人，就不要为难为了找口好点的饭吃的人、妨碍他们正当的选择了吧。

           现在一说起80后、90后，好像就是垮掉的一代，问题多多。其实他们真的有问题，更多的是70后、60后、50后的问题。自己的档案曾经被别人无理压过若干年的人，今天还要拿同样的方法对付年轻人，而不是去痛批这种恶劣做法，这会传达一种什么信息？让以后当了权的80后接棒，心安理得拿同样办法去压制00后？我见到过很多北京和其它地区的学生，好些都在为自己的去留选择纠结，能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位置，通常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望不可及，拿过刀山下火海来比喻也不为过。他们不容易。做老师的，会为留下一位好学生高兴，也会为失去一位有潜力的学生惋惜。但所有这些，在学生自己选择命运的权利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学生做出不利学校的选择，而学校又没有合适的弥补办法而导致损失，这是学校的失职而不是学生的问题。学校每收的一个学生，都是个不一样的人，会出不同的状况，学校为什么事先没有应对机制？

           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次可以选择的机会，每一次人生选择，都该得到尊重，无论是去公司做老板，还是到大街上去行乞。在学生去留这样的问题上，学校应该做的事，是建立一个尽量完善的机制，以尊重学生该有的选择权利为基础，同时也能顾及学校的利益。如果一个学生违约，按合同罚他到肉痛，让他知道说话不算数的代价；但不要扣着人家的档案，藐视学生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有了合理的规矩，学校也不会为丢了个学生，就觉得到了世界末日。

           

           （受过去一些博文内容的影响，尤其是曹大侠的《学生不讲诚信，我拿她咋办？》启发，发点感想。特此感谢。）

各位的发言，两方面的观点都有，都没有出我博文内容的圈。下面我以回复56楼留言方式，再把我讲的东西说得更具体一点。

 

     [56]王哲  2013-11-2818:09

博主说的道理都对，但在用来解释所述问题时逻辑出错了。
所谓选择只有对等条件下的选择才是公平的。比如，当对方告诉你，你是对方的众多选择之一时，你可以把对方也当作你的众多选择之一，你可以直接说明，也可以不说明：这是双向选择。但是，如果对方告诉你你是对方的众多选择之一，但你却信誓旦旦地说对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时，你确实在说谎，这涉及到诚信，但还不是太严重。如果你与对方都作出了排他性的选择约定之后，自己又偷偷地进行其他选择，这肯定是诚信问题，是欺骗。如果你没有想好，可以不作排他性的选择，告诉对方继续双向选择。
对于谈及的学生，在双向选择期她有选择权，没有人逼着她必须参加保研。但是，当与学校共同做出排他性的选择之后，如果再偷偷地找工作则是欺骗，至少是在欺骗学校，很可能也在欺骗用人单位。如果，你想又找工作有参加保研，那她可以告诉学校参加保研至少选择之一，当然在截止期之前她还是有机会的。

 

     王哲，你好。在你假定的条件下，也就是现有学校规矩下（每个学校不一样，我们假设这是一般规矩），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清楚你是否认为学生与学校的“排它性”约定，在一个公民不违法的条件下，高于学生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一个人为了自己利益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别人的利益，在没有违反法律时，对他人造成损失的行为要受到合适的惩罚，但这个惩罚不能是剥夺一个学生人生选择的基本权利，那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你说“当与学校共同做出排他性的选择之后，如果再偷偷地找工作则是欺骗，至少是在欺骗学校，很可能也在欺骗用人单位。”这个判断，要看排它性协议内容是怎么写的。我提出的看法，是希望学校能在认可学生有权选择的前提下，建立尽可能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学生的去留。

     比如对于保送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协议可以写：1）本校保送读研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和方便，你不需要再参加考试；2）你不是唯一可以被保送的学生，但学校给你这个机会，希望你能珍惜；3）学校认可你有到其它机构工作、学习的选择权利，本校也不是你唯一要选择的机构；4）鉴于第三点，同时考虑到学校利益，如果你答应保送就读本校，但在签署本协议后、学校招生截止日期前，不按协议留校而选择到其它机构工作，你的行为影响到了学校利益，增加了学校增选学生工作量，你必须赔偿学校损失10万人民币；5）如果你在学校招生截止后不履行协议，你的行为影响了学校的工作外，也影响到了其他学生的学习机会和利益，你必须再赔偿学校50万人民币，共计人民币60万元。

   有了这样的协议，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真有想要离开的想法，会在一开始，就选择不签保送协议，而是走考研的路，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活动空间。一旦签了这样的协议，他离开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因为那个罚会让人肉痛。但在签了这样的协议后，学生仍然选择离开，你就不能说他欺骗，也和诚信与否、和道德无关。这样的合同避免了把诚信这样的东西搅和进来。在这样白纸黑字的明文协议下，他的离开，是一种人生选择，而且是艰难的选择。他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因此受到了合适的惩罚。但他选择离开的权利，不应该被学校压着档案的做法而被剥夺。

   现在的学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那些问题？大学四年，他们的问题学校有没有责任？在指出学生的问题时，学校需要自省：我们为什么产出了那么些问题学生？学校也需要完善自己的管理机制，这个机制要考虑宪法赋予学生的权利，而不是方便官僚管理。不要因为机制的欠缺，产生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而出现问题后，把它归结到诚信、道德上去，同时毫无道理地用剥夺学生人生选择的做法去惩罚学生。

 

其它留言我就不回复了。感谢大家在这里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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