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的划分，现代社会中念过大学的人，大体都可以算做是知识分子。当然，也有没念过大学的人，成为公认的知识分子。比如没有上过大学的钱穆，17岁因家贫辍学，以后靠自学，35岁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念过大学的人，可以被叫做知识分子，却不能被叫做思想家。这说明知识和思想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科学网上有过讲知识和思想的博文，讨论两者的关系，过去读到过，但好像搜不到。我的印象中，林语堂对此的比喻最为简单精彩：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我把它归结为“知识如食，思想如丝”。这里的差别是，学者把前人弄明白的知识传给后人，是桥梁；思想家是把自己创造的东西献给人，是源泉。知识是已有的东西，无论用什么语言去教、去学。而思想是崭新的、脱胎换骨的、甚至是与传统知识格格不入的。一旦为社会接受，思想就会成为知识，被人们传递。

           有种看法认为，大学里学生最需要去听的是人文课程，因为里面讨论的问题，大多没有固定答案，不能简单的用对错来判定；最不需要去听的课，是数理化，因为里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固定答案，可以用简单的对错来判定。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也有些道理。道理之一，就是在面对没有固定答案内容的课时，学生可能不得不去活动自己的脑子；而面对有固定答案的课时，学生也许只愿意张开嘴巴。

           一般来说，中小学里老师是为了学生而存在。而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存在，是为了学问和对社会、自然界的探究。但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具有中小学的性质。尤其是应试教育体制中，社会的教育体系倾全力去关注学生是否熟知“陈糠烂谷子”，是否能正确回答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回答过无数遍的问题，让大学里老师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学生灌输知识，以确保学生对既有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这种状况下，老师、学生大概都很难出什么思想。

           要让小鸟长成鹰，需要喂食物，那是必须的。小鸟长大了，成了鹰，和爹妈一个样，甚至还不及。尤其是现在有各种污染，吃了太多添加剂的食物，小鸟长成了鹰也飞不起来、飞不高，还下软蛋。把桑叶转换成丝的现象，似乎已经不多见了。蚕吐丝后会把自己禁锢在茧子里，成为人们眼里无助且丑陋的蚕蛹，在黑牢一样的茧子里熬着孤寂，或者被人掏出来油炸了吃。在这个瞬息万变、只争朝夕的世界里，等待破茧而出化蝶而去的时间太漫长了。

           除了我们在学术上的懒惰、庸俗、投机取巧和被摧残，我们也得承认，随着时间的延伸，即使严谨地做学问，要产生新思想也的确不容易。早年的学者，可以很自如地跨越不同的科学领域，这和当时科学的分化程度低有关。就像是一棵树，早年的人位于树干上，可以在相对容易的范围内，体会到经过树干的各路水分子，或者说是不同的知识。而越往上这棵树的分支越多，位于不同树梢上的你我，已经是隔行如隔山，要想体会各路水分子是什么，谈何容易。

           有时我觉得知识和思想，似乎就是一个有限空间里的两种元素，思想元素可以被转换成知识元素，反之比较难。随着时间的消逝，知识在这个空间里越积越多，思想元素却越来越少。人们不停地重复发现着知识，好像找到了宝贝，仔细一看原来是八百年前就有的东西。悲催。要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些思想元素，变得越来越难。我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在》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不自在”的一个硬指标，是在全世界的教科书中贡献N%内容的时候。这个N是个什么数，没有人能说出来。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下，给你三百年时间去折腾，到头来也许N不会大于两位数。试想今天全世界从小学到大学的数理化课本中，谁还能加点什么新鲜东西进去？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突破这个有限空间，或者至少扩大它。在那个新的空间中，人们能有更多的作为。比如可以用数学来精确描述生物学的任何现象。又比如，人们不仅认为简单就是美，还会认为复杂更加的漂亮。

周末了，这是放空自己的说话，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引一句陶渊明毫不相关的句子：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