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写了篇博文《白天鹅之黑》,后面留了个尾巴:“本来我是想和基因剪辑的故事挂在一起说的,但很快就过年了,后会有期,且听下回分解。”有同学惦记着下文。其实下文当时就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有了阶段性的结果,文章撤了,说起来就简单点。
对于韩同学文章撤稿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我是外行,没法细说,但我可以说见过猪跑。20多年前,因为受到“恐龙蛋DNA”报道的影响,我和当时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的朋友,试着做过一些古DNA的分析。当时这一切都在初级阶段中,能够借鉴的东西很少。尽管有些基本的东西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要避免污染。那时我们在做样品时,极为小心,但和现在很多实验室的防污染措施比,当时是很不够的。结果跑出来后,一对比,全是人的序列。我学到的一点,就是样品污染是极容易发生的。现在去我们馆的Sackler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Genomics,隔着玻璃窗看学生在实验室里活动,几乎从来没有见到他们不戴手套的时候。这种习惯动作,不仅是要防止样品污染,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护。但韩同学的事情出现争议后,我看了一些有关报道。在我见到的所有影像中,我从来没有看到韩同学戴着手套在实验室里操作、活动。因此,我有一种自然反应,感觉他的实验室运作不够严谨和规范。我也问过做相关工作朋友有关专业的问题,他们的答案都是负面的,我就不转述了。我这里并非想讨论有关基因剪辑文章撤稿的是非、利益问题,这些应该有专门的机制来对应。我是想这样的事情,如果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做科研的人,还能看到些什么?
接着《白天鹅之黑》说。如果按照波普尔的学说来看这个件事,就会发现,基因剪辑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始、终过程,并不符合简单的证伪过程。韩同学的文章提出了一种新方法“X”。X预测,如果按照相关的步骤A进行实验,可以得到结果Y。很快,质疑出现了:有人按照X和A做实验,得出的结果是Z,而不是Y。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的实际情况,是X并没有被观察到的Z立即证伪,而是双方各执一词,处于胶着状态,加上媒体的渲染,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从很多方面的实验验证,得出来各种结果的Z,但不是Y;最后是数据说话:X不成立。
那么,见到一只“黑天鹅”Z,为什么不能证伪X“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陈述呢?因为Z并非是一只不容怀疑的黑天鹅。所谓的黑天鹅,在物理学上也许有,但在生物学以及很多学科中,可能从来就不存在。但波普尔的哲学,是以物理学作为事实基础的,对其它学科的现象和过程考虑不多。在基因剪辑事件中,Z是不能简单地用黑白来描述的,它可能是花的,既不白也不黑,所以人们可以质疑Z是如何得到的。因此,见到一个Z,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X。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是科学共同体给了作者一段时间,让他们来证明自己的方法“非伪”。
证非伪,听起来多少有点幼稚的说法。但仔细想想,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吧。给你点时间,让你补充实验数据和方法,来说明为什么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没法重复自己的结果,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条件A来做实验,等等。从逻辑上说,如何证非伪?如果假说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人们发现了N只黑天鹅后,按照波普尔的逻辑,假说早就被证伪了。你再发现一只白天鹅,能叫做证非伪吗?或者说很多人的实验重复不了结果Y,但个别人能(假定如此),可以证明X非伪吗?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真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其他人的实验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别人看见的黑天鹅,本来都是白天鹅,但在水塘里打滚,或者被谁用墨染黑了。那些号称得到了Z而不是Y结果的人,只是得出了错误的观察和结论,所以它们不能证伪X。如果这样做,就是挑战现行的科学共同体:这么多实验室,都没有严格按照条件A来做实验,结果都是有问题的。
一年以后,韩同学团队无法对X“证非伪”。可以说,最终否定X的结论,是现行科学共同体做出的;而X的被否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同学的证伪学说,过于狭窄,并不适合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现象,并非黑白分明。
提到科学共同体,那就需要说一下库恩的哲学和科学范式。库恩(T.Kuhn)和波普尔一样,都是学物理出生的,他们的科学哲学,都受到物理学的影响,会有局限性。库恩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科学哲学,尤其是引入了科学史。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在我知道的书中,我不知道还有哪本比它的引用率更高。从库恩的学说来看,基因剪辑事件,是属于常规科学研究的解决疑难(‘puzzle-solving’),还是革命科学或新的“范式”出现?尽管范式(paradigm)具有多义性,库恩本人和别的人对它的解释会有不同,但我觉得基因剪辑这个事,应该不具有新范式出现的那种意义。至于什么是新范式的出现,在我能见到的视野中,我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例子来举证。我觉得现代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移这样的过程,有点新的范式出现的味道,它代表了体系、概念等全方位的转变,其中似乎也包含了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所谓的‘Kuhn-loss’)现象。
那么基因剪辑事件是常规科学中的解决疑难吗?我觉得比较接近,但也不能完全对得上。因为这个方法,如果真的成立,带有一种创新的性质,具有方法上的广泛性,而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疑难。从这一点,可以让人体会到,库恩的学说有很强的理论哲学内容,但涉及到具体的实践哲学和科研例子,不是那么容易使用。我倒是觉得他提出的科学理论选择的五个标准(一致性、精确性、广泛性、简单性以及富有成果性),在我们见到的基因剪辑事件过程中,多少得到一些体现。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看法,或者说他认为的的学科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他认为常规科学能够进步,来源于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论、价值观、方法、技术,思维方法,等等。 这些共同点,通过学校教育和研究机构传承下来,一个成功的科研人员,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你要想成功,需要在学科基体中保持传统,遵循大家认可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出现了库恩早年著作中说的那种基本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9):科学本身的意义和目标,在追求创新,但科学家群体,或者说学科基体,却趋于保守,常常会抵触新的想法和理论;因此,在科学的目地和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团体间,形成了一种带有矛盾的张力。
如果从基因剪辑这个事件来看这个张力问题,我觉得现代科学中,学科基体的保守性,对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筛选过程。被筛选的对象,从早年的比较单纯的科研新成果,变化到了现在的两种极端内容:一是真正的科学创新,二是貌似的科学创新,之间还有众多的内容,以后再说。两者都会受到保守的学科基体挑剔,但前者在经历挑剔后,会存活下来,并可能引起范式的更替。后者会被否定。“貌似的科学创新”是现代社会比较多见的现象,一是人们急于求成,不够严谨而失误;二是有意作弊,先蒙混过关,拿到好处再说别的。两种情况,多少都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不是严谨的科学活动。好在很多东西,会被学科基体的保守性所质疑,挡在门外;当然,也有不少漏网之鱼。学科基体的保守性,未见得就是坏事,尽管它让很多真正的科学家日子难过。现代科研中出现的问题,难点之一,是人们怎么界定和确定科研中的失误和有意作弊。但这不是我想讨论的东西。我想讨论的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有没有可能把物理学以外的科学过程涵盖住,提出新的理论、方法、逻辑、哲学,这将会是很有意思的,下一个生物学出生的波普尔或者库恩也许能够诞生,尽管我认为百年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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