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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阅读笔记

已有 1599 次阅读 2022-2-7 14:49 |个人分类:读万卷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图书规格

【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601-2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9

笔记

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
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然而,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
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或古希腊的公民。
中国古代的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 


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
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
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上面也可以放几。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席地而坐是拘谨的,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
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
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
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
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 


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
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 


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
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
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
宋代的士大夫俨然主人翁,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
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
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也是客户。
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
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 


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 


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
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官府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祈福。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 


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度牒不是白送而是出售的。何况宋代度牒并不完全实名,也发放空白证书。只要填上一个人的名字,政府就承认他是合法僧人,比如鲁智深。他甚至不必剃度,也不必修行,却可以享受不纳赋税不服兵役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度牒其实是一种可以转让的免税特权。
于是度牒也变成了有价证券,像股票一样炒。
南宋的数学书《数书九章》里有这样一道考试题:四个人合资做外贸生意,本钱有金、银、盐、钞、度牒五种形式。出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甲是金二百两、盐四袋、钞十道,丙则是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十五道,等等。总资本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所获利润表现为沉香、胡椒和象牙三种实物。四人之间又有借贷关系: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若将各自所借各归原主,请问如何分成? 


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
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六倍,中央政府却越来越穷。
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养官、养兵、买和平。
在赵宋官家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皇权。国家的危险在边境之上,皇权的在萧墙之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是宁可牺牲军事效率甚至国家安全,也要保证皇位不受觊觎,皇权不会旁落的。 


在审案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
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
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狄青是被制度和文化所杀,而制度和文化是无法被送上法庭追究责任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也就等于没有凶手,却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反思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加害者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宋人爱打官司。
比如浮梁县【今江西省内】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
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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