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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601-2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9

笔记

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
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然而，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
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或古希腊的公民。
中国古代的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 

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
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
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上面也可以放几。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席地而坐是拘谨的，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
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
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
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
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 

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
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无论赵宋皇帝怎样善待宰相和大臣，都不意味着他们会割让皇权。恰恰相反，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 

宋代官制极为复杂，官员一般都有两个头衔，其中一个叫官，一个叫差，差遣的差，个别的还有职。 官是用来定级别、领俸禄、穿衣服和算资历的。差就是差遣，也是实职，称谓则有判、知、权、直等等不一而足。担任实职，才有实权。职，就是授予高级文臣的清高头衔，比如学士或待制。 

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
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
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
宋代的士大夫俨然主人翁，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
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
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也是客户。
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
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 

唐代京城是封闭型的，宫城和皇城之外划分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前者叫坊，后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杂，只不过长安的市分东西，洛阳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门禁。住宅区早上开门晚上关闭，商业区则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读如征，金属乐器）打烊。长安和洛阳的夜晚静悄悄。
到了宋代，情况就变了。开封城内，便既有上半夜营业的夜市，也有下半夜营业的鬼市。夜市在州桥，专卖各种吃食；鬼市在东十字大街拐角处茶馆，除了赌博，也卖衣服之类。夜市合法是因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们夜间在城内活动。
这是重大转变。因为没有了宵禁，才会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会有烟火气。原本壁垒森严，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变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间的城市。 

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 

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
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官府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祈福。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 

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度牒不是白送而是出售的。何况宋代度牒并不完全实名，也发放空白证书。只要填上一个人的名字，政府就承认他是合法僧人，比如鲁智深。他甚至不必剃度，也不必修行，却可以享受不纳赋税不服兵役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度牒其实是一种可以转让的免税特权。
于是度牒也变成了有价证券，像股票一样炒。
南宋的数学书《数书九章》里有这样一道考试题：四个人合资做外贸生意，本钱有金、银、盐、钞、度牒五种形式。出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甲是金二百两、盐四袋、钞十道，丙则是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十五道，等等。总资本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所获利润表现为沉香、胡椒和象牙三种实物。四人之间又有借贷关系：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若将各自所借各归原主，请问如何分成？ 

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
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从太宗至道三年（997）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短短半个世纪，帝国的财政收入居然翻了六倍，中央政府却越来越穷。
国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养官、养兵、买和平。
在赵宋官家心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皇权。国家的危险在边境之上，皇权的在萧墙之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是宁可牺牲军事效率甚至国家安全，也要保证皇位不受觊觎，皇权不会旁落的。 

在审案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见面的。如果见面，各打八十大板。
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临刑时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就要另派法官重审。
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北宋三次，南宋五次。
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治天下，因此下决心健全法制，重视程序。
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狄青是被制度和文化所杀，而制度和文化是无法被送上法庭追究责任的。所有人都是凶手，也就等于没有凶手，却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反思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加害者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赵宋军改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军人变得萎靡不振不像样子。从此，当兵不再是光荣的事，先秦的血性和汉唐的雄风荡然无存。好在两宋的文臣还多少有点风骨。到明清之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军政两界便都只剩下了奴性。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也是一个民族魂魄所系。军队强悍，则民族雄健；军队绵软，则民族孱弱。两宋文化柔媚雅致到一副娘娘腔，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因此，赵宋官家的重文轻武，就不仅是自毁长城，也是民族精神的自宫。 

宋人爱打官司。
比如浮梁县【今江西省内】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
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