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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两汉两罗马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395-0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3

笔记

亚述巴尼拔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一统天下，唯有法。
战斗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
大流士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 

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
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罗马共和国诞生之时，是中国春秋的鲁定公元年。在罗马，是共和元年。而且，这一制度将延续五百年，比两汉的总和还要长。 

谋杀恺撒的，是所谓共和派。共和派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恺撒已经成为帝王。
更让共和派担心的是，恺撒还要远征帕提亚。元老院甚至会以推举他为王的方式，来预祝他的凯旋。
恺撒本人虽然拒绝王者称号和冠冕，却并不讳言对共和制度的不满。毕竟，拥有十八个行省的罗马实际上已是帝国，旧的制度岂能适应！
恺撒死了，共和保住了吗？
那些保卫共和的人在谋杀恺撒的同时，也杀死了这个政体。 

屋大维掌权后做了两件事：削减军备和普查人口。第一件事让人民享受到和平的幸福，第二件事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的共和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不能再依靠武力和发动战争，那又如何保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呢？也只能中央集权，变共和为帝制。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发表演讲：我宣布，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都还给你们。所有的武器、权力和行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决定权，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屋大维也得到了回报，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从宣布恢复共和，到成为奥古斯都，只有三天。
皇帝陛下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屋大维不像苏拉那样神采飞扬大放异彩，不像恺撒那样不可一世痛快淋漓，但他让罗马退出战场，帝国走向巅峰，世界实现和平。
公元前2年，也就是王莽称帝六年前，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这是罗慕路斯和恺撒之后，第三位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人。 

罗马的历史似乎注定充满悖谬：共和政体被保卫共和的人杀死，帝国制度由恢复共和的人建立，神话般的人物死于非命，平凡的人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屋大维之后的罗马，自然也不会缺少戏剧性。他的继承者大多结局不佳。他没有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此后的故事跌宕起伏。一百年间居然接连出了五个不错的皇帝，史称五贤君。其中第三位皇帝哈德良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让罗马更多地是受到尊重而不是令人恐惧。
恺撒和屋大维的理想——把罗马变成世界的首都，缔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都得到了实现。至少有一点名不虚传也毋庸置疑：条条大路通罗马。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屋大维的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 

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
这种精神叫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
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
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因为他们没有“道”。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学术界几乎都承认，犹太教是在“巴比伦之囚”时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些一想起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忍不住要哭泣的犹太人被告知，自己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就因为背叛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上帝雅赫维。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以信仰拯救自己。
于是摩西十戒被严格遵守，摩西五书被整理出来，《旧约全书》逐渐完成，新的信仰开始建立，多神教的残渣余孽则被抛弃。决心浴火重生的犹太人刷新了自己。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两次党锢之祸，一次比一次严重。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 

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没有信仰。也就是说，中华和罗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
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一个发明了法治。都是“人的自治”。
罗马与汉，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时期走向世界的。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治理着几乎同样大的疆域、同样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铁马金戈开疆辟土，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遗产同样丰富。汉的贡献是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中华也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稳定的帝国。罗马则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原型。
中华文明的意义在于：一个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却能长时间维持统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后重建家园，维系文明数千年不中断，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中华文明虽未中断，却在衰减，并逐渐失去世界性。相反，罗马文明却浴火重生，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