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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
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在不断变更,性质也在不断变革。
大体上说,是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
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
商鞅,行霸道,变法度。变法其实就是改制。
改哪个?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结果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
怎么改?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只能先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
秦法有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商鞅最终作法自毙。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战国,是无德的时代。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
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
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
乱世之中,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
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
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
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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