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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阅读笔记
2022-1-17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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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289-2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笔记

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


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
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
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
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更不是人格神。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只用了三十多天。
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但这样的速度让周的执政者们警惕。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这就是“以人为本”。
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
周公制礼,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 


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
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
最后与周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
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 


它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伦,就是次序和类别。如果乱了次序,错了类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伦不类。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
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意味着成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这就有了艺术。
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
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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