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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隋唐王朝会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其最大的原因正在于胡族与汉族的问题,即隋唐王朝乃是胡汉两族融合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
在自秦汉以来的超过两千年的王朝史之中,隋唐给人的突出印象正在于其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门户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
除隋唐以外,还有北魏以及蒙元时代都是有名的对外开放时期。这些时代有一个共性,即都不是纯粹的汉族王朝。
唐朝作为东亚中心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成为周边许多国家向往的目标。
笔者以为,唐朝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地位,除了唐朝的经济以及军事力量之外,唐朝拥有高度的文化力量当是重要的原因。
在谈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特色时,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贵族制。贵族制既反映了当时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原理,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其二是非汉族的存在。
到了北朝的后半期,汉族原住民与北方来的胡族之间的融合、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从中产生出了新势力即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隋、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正是从这一新的势力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
隋炀帝巡游江都,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游山玩水,但实际上却有综合全面检查这条交通大动脉是否通畅的用意。
《唐令》作为唐国家的制度,方方面面的所有事项都在其令文中作出了明文规定。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色。
将这些令文与现实结合起来考虑时,表面的方针与内心的真实想法、制度与现实、法令的原则与实际运用情况等等之间都存在着若干差距。要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各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实行弹性政策。
正是因为唐具有那样一种柔软变化的结构,才使得唐代这样一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魅力。
唐代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只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的部分实质上都是交给农民们自治。这一点可以说也适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
从《户令》来看,“里正”的工作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管理户籍、推广农业、维持治安、督促纳税几方面的内容。
基于法律法规文书的行政系统即“文书行政”系统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边境地带的末梢社会。实现这一点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纸张的普及;与此对应的是共同的字体楷书的广泛使用;此外再加上会读书写字人口的扩大。
中国的造纸术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之后首先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其后又过了几个世纪才传到了西方。
隋唐时代的节假日及岁时文化,兹列举其大要如下(括弧内是换算成新历的平均日期):
正月一日(立春,新历2月4日):元日
正月七日(2月11日):人日
正月十五日(2月18日):上元节(元宵节),燃灯会(观灯会)
二月十五日(3月21日):社日(春社),春分
三月一日(4月5日):清明节,两天前的二月末是寒食节,改火
三月三日(4月7日):上巳节,祓禊,曲水之宴
四月八日(5月13日):佛诞生会,浴佛(灌佛),龙华会
五月五日(6月10日):端午节,竞渡,粽子
七月七日(8月13日):七夕,乞巧节
七月十五日(8月21日):盂兰盆会,中元
八月五日(9月21日):千秋节(天长节)
八月十五日(9月23日):中秋节,社日(秋社),秋分
九月九日(10月15日):重阳节
十月一日(11月7日):立冬,新尝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2日):冬至
十二月八日(1月13日):腊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3日):除夕
节假日多集中于每个月的一日和十五日(中日)这样的朔望之日,此外再加上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奇数重复的重数节日(正月一日是元日,但也是重数节日)。
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生日。本来中国并没有为个人庆祝生日的习惯。开元十七年(729)这天,玄宗在长安城内的兴庆宫花萼楼举办酒宴时,根据臣子们的提议,决定以后冠以千秋节(其后改称天长节)之名加以庆祝,自此便成为惯例。
元日和冬至分别放假七天;从寒食到清明一共放假四天;中秋、夏至、腊日分别放假三天;此外其他所有的节日几乎都最少放假一天,全部节假日加起来,全年总共放假五十天。尽管官僚们除此之外,每工作十天还有一天法定休息日。
节假日及岁时文化在唐朝生根开花,受到国家重视。可以说,节假日具有连接国家和民间,使两者具有一体感的重要意义。
隋唐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对称。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到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进一步向南延伸,经朱雀门街到明德门,以这一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呈现整齐的东西对称格局。商业场所也按照这一原则,分别设置西市和东市。
中轴线决定之后,人们在错开自秦岭北流而上的各条河川之间的平原地带之上,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设计建造了长安城。
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乃是在继承以往的理念及形态的同时,独自创造的一座人工的都城。
“坊”的四周被高约三米的土墙围起来,大坊有四个坊门,小坊有两个坊门。从坊门进去以后,经过坊内的街道和小巷,可以走到各家各户。
坊门的开闭由管理各坊的负责人“坊正”负责,每天日出之前的四点左右开门,傍晚日落以后关闭坊门。因此,居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家,而到次日天亮之前不能出坊。但是,有权有势者和大寺院则例外,官方允许他们可以直接面向大街开设大门。
长安城内的街西和街东各有54个“坊”,再加上东西两市,全城总共111个“坊”。
大坊四周的周长4公里,小坊的周长大致是大坊的一半,约2.1公里。整个城市被棋盘状的街道所分割。
与隋唐政治和社会同样,从文化方面来说,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诸如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绘画方面有吴道玄,文章方面有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立即能浮现出来的人名全都是唐代的人物。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历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
刘知几的《史通》由《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其中三篇已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全书二十卷五十二篇构成。在《内篇》中,从史书的文体(史体)及史书的形式、史料采集方法、实证方法、表现方法等入手,展开讨论了史书究竟应该如何写作等问题。《外篇》则起到了中国最早的史学史、史学概论的作用,其系统论述了史官的变迁、历代正史以及古典史籍概要、源流等问题,并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前人的错误以及矛盾之处。
与《史通》并驾齐驱的还有杜佑的《通典》。如果说《史通》是总结史学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么《通典》则为历史著作提示了新的形式,并成为后世的范本。
《通典》是一部记述从上古到唐代天宝时期安史之乱之前的制度以及文化变迁的通史,相当于一部超越历代王朝的界限、通观历代正史中的《志》(《史记》中作《书》)的著作。
全书分为《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九个部门,分别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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