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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夹在前后两个大统一时期之间、跨度大约四百年的一个大分裂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一段“乱世”。
然而,这个时期却孕育出了六朝文化,其中的代表是留存至今的壮观的云冈、龙门佛教遗迹群,以及王羲之、陶渊明等文人和诗人。这是一个绝非“黑暗”可概括的时代,而是一个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它是国际色彩丰富的隋唐时代的渊源。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分子凭着强韧的精神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在漫长的“乱世”中,文明、文化之花非但没有凋零,反而得以繁盛绽放。
武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虔诚,践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舍身”。武帝在位期间,曾于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武帝的尊崇行为似乎脱离了常识,中国的国家仪礼通常依照儒教之礼进行。然而,武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
改元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而大赦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武帝最后一次“舍身”根据佛教的仪式,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武帝这样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虽然梁朝的统治使佛教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招致了梁的亡国。
颜之推在历经坎坷的人生中认识到,贵族要想一直维持着贵族的地位,就必须不断磨炼身为读书人的本事。
这是颜之推亲眼目睹了基于血统、只重视门阀的贵族体制的脆弱性及南朝贵族体制最终无法克服这种脆弱性而走向终结的过程,从自己强烈的体验中领悟到的道理。 在晚年时他回首自己一生,给子孙后代写下了留传至今的《颜氏家训》,被公认为中国人为家族后代留下家教典范的众多家训书的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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